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曾与林泉相约,分取一湾清泉,供鯈鱼从容游乐。可笑高人读书之处,多少松窗竹阁。何故常被游人占得。读书万卷怎能说经世致用,失意途穷游子正情寄山林之乐。最近种下几棵芍药。
山顶怪石如蹲伏的秋鹗。俯瞰世间尘埃飘浮,孤高耸立,举爪欲攫。拄杖尚未倚上危亭,已觉云雾在脚下弥漫。早晨的黑发已变斑白。此地已历经千年沧桑变化,莫要呼唤猿猱,只管多招邀些白鹤。我也拥有林间丘壑。
注释
东山:《晋书·谢安传》:“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鯈鱼:《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高人读书:苏轼《游道场山何山》:“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
松窗竹阁:松窗,临松之窗。竹阁,用竹子建造的楼阁。多指别墅或书斋。
与人同乐:《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孟子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众。’”
鹗:鸟名,性凶猛,背暗褐色,腹白色,常在水面上飞翔,捕食鱼类,俗称鱼鹰。
尘埃野马:《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物化:《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呼猿、招鹤:孔稚珪《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一丘壑:《汉书·叙传》:“若夫严子(庄子)者,……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
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公元1163年(孝宗隆兴元年)陆游三十九岁,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任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多影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固下滨大江,三面环水,登楼遥望,淮南草木,历历可数。这年十月初,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楼游宴时,内心感叹而写下此词赋。
词的上片追忆历史人物,下片写今日登临所怀,全词发出了对古今的感慨之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开始从多景楼的形势写起。自“江左”而“古徐州”,再“连山”,再“危楼”,镜头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鸟瞰到局部,最后大特写点题。这本来是描写景物常见的手法,陆游写来却更加具有特色。他选择滚滚长江、莽莽群山入画,衬出烟云缥缈、似有若无之产矗立着的一座高楼,摄山川之魄,为斯楼之骨,就使这“危楼”有了气象,有了精神。姜夔《扬州慢》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开篇,同样步步推近,但情韵气象两者完全不同。陆词起则苍莽横空,气象森严;姜则指点名胜,用笔从容平缓。当然,这是由于两位词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的。姜词一味低徊,纯乎黍离之悲,故发端纾缓;陆则寄意恢复,于悲壮中蓄雄健之气。他勾勒眼前江山,意在引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故起则昂扬,承则慷慨,带起“鼓角”一层五句,追忆三国时代孙、刘合兵共破强曹的往事。烽火明灭,戈甲耀眼,军幕星罗,而以“连空”、“万灶”皴染,骤视之如在耳目之前,画面雄浑辽阔。加上鼓角随风,悲凉肃杀,更为这辽阔画面配音刷色,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江山人物,相得益彰。这样,给人的感受就绝不是低徊于历史的风雨中,而是激起图强自振的勇气,黄戈跃马豪情。上片情景浑然一体,过拍处更是一派豪壮。
然而,孙刘已杳,天地悠悠,登台浩歌,难免怆然泣下,故换头处以九字为三顿,节奏峻急,露草风枝,绘出秋容惨淡,情绪稍转低沉。接下去“使君”两句又重新振起,展开当前俊彦登楼、宾主谈笑斥的场面,敷色再变明丽。“古今愁”启下结上。“古愁”启“襄阳登览”下意,“今愁”慨言当前。当前可愁之事实在是太多了。前一年张浚北伐,兵溃符离,宋廷从此不敢言兵,是事之可愁者一。孝宗侈谈恢复,实则输币乞和,靦颜事金。“日者虽尝诏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事之可愁者二。眼下自己又被逐出临安,到镇江去做通判,去君愈远,一片谋国这忠,永无以自达于庙堂之上,是事之可愁者三。君国身世之愁,纷至沓来,故重言之曰“古今愁”。但志士的心,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事实上,山东、淮北来归者道路相望;金兵犯淮。淮之民渡江归宋若有数十万,可见民心是可以挽回的国事,也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虽烽烟未息,知府方滋就携群僚登楼谈笑风生。他的这种乐观情绪,洗尽了词兴心中的万千忧愁。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色彩声情,错综而富有层次,于苍凉中见明快,在飞扬外寄深沉。最后一层,用西晋大将羊祜(字点子)镇守襄阳,登临兴悲故事,以古况今,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抑压不平的心情。所云“襄阳遗恨”即是指羊祜志在灭吴而在生时未能亲手克敌完成此大业的遗恨词。意在这里略作一顿,然后以高唱转入歇拍,借羊祜劝勉方滋,希望他能象羊祜那样,为渡江北伐作好部署,建万世之奇勋,垂令名于千载,寄予一片希望。羊祜是晋人,与“古徐州”之为晋代地望回环相接,收足全篇。
这首词记一时兴会,寓千古兴亡,容量特大,寄慨遥深,后来,张孝祥书而刻之于崖石,题记中有“慨然太息”之语;毛开次韵和歌,下片有“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五字可以领会放翁有所期待、并未绝望的深心。二十五年之后,另一位豪放词人陈亮也曾以《念奴娇》赋多景楼,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感慨万千之语。陈亮此阕,较之陆词更为横肆痛快。词人着眼,凝注大江,意者此江不应视为南北天限,当长驱北伐,收复中原。与放翁之感慨抑郁者,意境大不相同。陈亮平生之怀,一寄于词,惯以词写政治见解。他这一阕《多景楼》,纯然议论战守,纵谈攻防,自六朝王谢到今之庙堂,特别是对那些倡言“南此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失败论者,明指直斥,豪无顾忌,其精神可流传千古。但作为文学作品讽诵玩味,终觉一泻无余,略输蕴藉风致,不如陆作之情景相生,万感横集,意境沉绵,三复不厌。借用近人陈匪石《声执》中两句话说,陈之词“气舒”,故“劲气直达,大开大阖”;陆之词“气敛”,故“潜气内转,百折千回”。陈如满弓劲放,陆则引而不发。陆较陈多积蓄,多意蕴,因此更显得沉著凝重,悲慨苍凉。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