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这首诗开篇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地形之固胜引入至对历史的追思和感慨。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而长江更成天堑,为王朝抵挡住了北方政权的入侵,偏安于江左的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但李白并非旨在写六朝的辉煌,颈联中的“空”字透露出了衰亡气息。“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盖言金陵为帝都历史已久,王琦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指出“自孙权定都建业(金陵),传四主”,晋元帝南渡时,金陵已是历时五十九年的“旧长安”,随后又经宋、齐、梁、陈四朝,帝王大业共传三百三十余年。接着思维的触角又伸向侯景破丹阳之童谣传说,从而引出对往昔的追念“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接续而后又转写豪华落尽的悲凉,进一步抒发面对历史的沧桑之感。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这一句之内的时空跨越与今昔对比令人心惊而顿感悲凉,诗歌的情感基调由先前的气势雄大转为怀古悼今、感时伤物的伤感凄凉。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历史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离乱凄惨、朝代的更迭替代都委婉深沉地寓于其中。这首歌行体送别诗开篇描写石头钟山的形胜,将大半部分用于追述与金陵一地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直到篇末才道出送别之意。“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商山皓。”在一篇之内将写物、怀古、咏史、送人、抒情都囊括其中。
全诗整体上,前四句主要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描绘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雄奇壮观,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神奇壮丽图,妙笔生辉,令人心旌摇荡。接着八句诗词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抒写六朝豪华落尽的悲凉,委婉深沉,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今昔对比,尽显顿感悲凉。最后八句诗词描绘朝代更迭替代、战争离乱之凄惨,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再也一去不复回。
全诗熔写物、抒情、怀古、咏史、送人为一体,对历史兴衰的感怀,所含挣扎幽愤多,既有个人仕途不得志、怀才不遇之意,亦有对家国渐渐衰亡而忧虑,诗词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这是一首记述天子会同诸侯田猎故事的诗篇。《诗经》中涉及田猎的诗篇有许多,而描写场面之宏大,当首推此诗。全诗八章,艺术地再现了举行田猎会同诸侯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是全诗的总貌,写车马盛备,将往东方狩猎。战马精良,猎车牢固,队伍强壮,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与自信。第二、三章点明狩猎地点是圃田和敖山。在那里人欢马叫,旌旗蔽日,显示了周王朝的强大声威。第四章专写诸侯来会。个个车马齐整,服饰华美,显示了宣王中兴、平定外患、消除内忧后国内稳定的政治状况。第五、六两章描述射猎的场面。诸侯及随从士卒均逞强献艺,驾车不失法度,射箭百发百中。暗示周王朝军队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第七章写田猎结束,硕果累累,大获成功,气氛由紧张而缓和。第八章写射猎结束整队收兵,称颂军纪严明。赞语作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全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按田猎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纹丝不乱。运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射猎的场面及各种不同的景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写射猎,仅用四句十六字就绘声绘色地将大规模的场面呈现于读者眼前。“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凝炼传神;“萧萧马鸣,悠悠旌旆”,画出一幅队伍归来的景象,尤意境宏大而优美,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前两联是曲江即景。“苑外江头坐不归”,“坐不归”,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这个“不”字很有讲究,如用“坐未归”,只反映客观现象,没有回去;“坐不归”,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不想回去,可见他心中的情绪。这就为三、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
以下三句,接写坐时所见。“水精宫殿转霏微”,在“宫殿”、“霏微”间,又着一“转”字,突出了景物的变化。这表面上是承“坐不归”而来的:久坐不归,时间已经快到晚上,所以宫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写中,却没有日暮的景象,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浦起龙《读杜心解》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作过比较,指出:“此处曲江诗,所言皆‘花’、‘鸟’、‘蜻’、‘蝶’。一及宫苑,则云‘巢翡翠’,‘转霏微’,‘云覆’,‘晚静’而已。视前此所咏‘云幕’,‘御厨’,觉盛衰在目,彼此一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宫殿转霏微”所显示的,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这个“转”字,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
与此刚好成对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短短一联,形、神、声、色、香俱备。“细逐”、“时兼”四字,极写落花轻盈无声,飞鸟欢跃和鸣,生动而传神。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久坐江头,空闲无聊,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桃花细逐杨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以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桃花欲共杨花语”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这一联用“自对格”,两句不仅上下对仗,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此处“桃”对“杨”,“黄”对“白”。鸟分黄白,这是明点,桃杨之色则是暗点:桃花红而杨花白。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细逐”和鸟的“兼飞”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
风景虽好,却是暮春落花时节。落英缤纷,固然赏心悦目,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于是三、四联对酒述怀,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
先写牢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纵酒,早就甘愿被人嫌弃;我懒于朝参,的确有违世情。”这是诗人的牢骚话,实际是说:“既然人家嫌弃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参?”正话反说,更显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这里所说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诗人素以“忠君”为怀,但失望过多的时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辞。以此二句,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
最后抒发愁绪:“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这一联是说:只因为微官缚身,不能解脱,故而虽老大伤悲,也无可奈何,终未拂衣而去。这里,以“沧洲远”、“未拂衣”,和上联的“纵饮”、“懒朝”形成对照,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杜甫虽然仕途失意,毕生坎坷,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还勉励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希望以国事为己任。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是因为抱负难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