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此词以一个仙凡恋爱的故事起头,写词人与情人分别之后,旧地重游而引起的怅惘之情。整首词通篇对偶,凝重而流丽,情深而意长。
首句“桃溪”用东汉刘、阮遇仙之事典。传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于桃溪边遇二女子,姿容甚美,遂相慕悦,留居半年,怀乡思归,女遂相送,指示还路。及归家,子孙已历七世。后重访天台,不复见二女。唐人诗文中常用遇仙、会真暗寓艳遇。“桃溪不作从容住”,暗示词人曾有过一段刘阮入天台式的爱情遇合,但却没有从容地长久居留,很快就分别了。这是对当时轻别意中人的情事的追忆,口吻中含有追悔意味,不过用笔较轻。用“桃溪”典,还隐含“前度刘郎今又来”之意,切合旧地重寻的情事。
第二句用了一个譬喻,暗示“桃溪”一别,彼此的关系就此断绝,正象秋藕(谐“偶”)断后,再也不能重新连接一起了,语调中充满沉重的惋惜悔恨情绪和欲重续旧情而不得的遗憾。人们常用藕断丝连譬喻旧情之难忘,这里反其语而用其意,便显得意新语奇,不落俗套。以下两句,侧重概括叙事,揭出离合之迹,遥启下文。
“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三四两句,分承“桃溪”相遇与“绝来无续”,以“当时相候”与“今日独寻”情景作鲜明对比。赤阑桥与黄叶路,是同地而异称。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引顾况、温庭筠、韩偓等人诗词,说明赤阑桥常与杨柳、春水相连,指出此词“黄叶路明点秋景,赤阑桥未言杨柳,是春景却不说破。”同样,前两句“桃溪”、“秋藕”也是一暗一明,分点春、秋。三四正与一二密合相应,以不同的时令物色,渲染欢会的喜悦与隔绝的悲伤。朱漆栏杆的小桥,以它明丽温暖的色调,烘托往日情人相候时的温馨旖旎和浓情蜜意;而铺满黄叶的小路,则以其萧瑟凄清的色调渲染了今日独寻时的寂寞悲凉。由于是“独寻黄叶路”的情况下回忆过去,“当时相候赤阑桥”的情景便分外值得珍重流连,而“今日独寻黄叶路”的情景也因美好过去的对照而愈觉孤孑难堪。今昔之间,不仅因相互对照而更见悲喜,而且因相互交融渗透而使感情内涵更加复杂。既然“人如风后入江云”,则所谓“独寻”,实不过旧地重游,记忆中追寻往日的缱绻温柔,孤寂中重温久已失落的欢爱而已,但毕竟寂寞怅惆中还有温馨明丽的记忆,还能有心灵的一时慰藉。今昔对比,多言物是人非,这一联却特用物非人杳之意,也显得新颖耐味。“赤阑桥”与“黄叶路”这一对诗歌意象,内涵已经远远越出时令、物色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象征。
换头“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两句,转笔宕开写景: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傍晚。烟霭缭绕中,远处排立着无数青翠的山峦。夕阳的余辉,照映空中飞雁的背上,反射出一抹就要黯淡下去的红色。两句分别化用谢朓诗句“窗中列远岫”与温庭筠诗句“鸦背夕阳多”,但比原句更富远神。它的妙处,主要不景物描写刻画的工丽,也不景物本身有什么象征涵义;而于情与景之间,存着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联系,使人读来别具难以言传的感受。那无数并列不语的青嶂,与“独寻”者默默相对,更显出了环境的空旷与自身的孤孑;而雁背的一抹残红,固然显示了晚景的绚丽,可它很快就要黯淡下去,消逝一片暮霭之中了。
结拍“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两句,收转抒情。随风飘散没入江中的云彩,不但形象地显示了当日的情人倏然而逝、飘然而没、杳然无踪的情景,而且令人想见其轻灵缥缈的身姿风貌。雨过后粘着地面的柳絮,则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感情的牢固胶着,还将那欲摆脱而不能的苦恼与纷乱心情也和盘托出。这两个比喻,都不属那种即景取譬、自然天成的类型。而是刻意搜求、力求创新的结果。但由于它们生动贴切地表达了词人的感情,读来便只觉其沉厚有力,而不感到它的雕琢刻画之迹。“情似雨馀粘地絮”,是词眼,全词所抒写的,正是这种执着胶固、无法解脱的痴顽之情。
此词纯用对句,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凝重风格。整首词于排偶中,仍具动荡的笔墨,凝重之外而兼流丽风姿。《白雨斋词话》评此词云:“美成词有似拙实工春,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臂,别饶姿态,都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以这段话评价此词的工巧深沉和灵活轻捷,应该是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