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已易主。在词人王沂孙那里。故国之意仍是一丝扭不断的情结。连新月也被词人赋予了这层含义。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永恒规律面前，词人希冀把握住一种必然。面对宗祖沉沦，今昔巨变之痛，词人借咏新月寄寓了对亡国的哀思。全词将赏月、观月，因月感怀作为线索，绵绵君国之思，全借咏月写出，托物寄怀，耐人寻味。
上片描绘新月，刻意渲染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极写它的妩媚动人。“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冥。”由“渐”字领起，刻画初升的新月，烘托出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新月如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悬挂柳梢之上。新月渐升，月色轻笼花丛，轻柔的月色象无力笼花，若有若无地穿流于花间，不断升腾仿佛分破了初罩大地的暮霭。三句充满新意地写出新月的独特韵致。对清新美妙的新月，生出团聚的祈望。接着，“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深深拜”三字，写出“团圆意”的殷切期望。但同赏者未归，词人不免顿生“相逢谁在香径”的怅惘，欣喜和祈望一瞬间蒙上了淡淡的哀愁，新月也染上凄清的色彩。由憧憬变为怅惘，不觉以离人之眼观月。纤纤新月好象尚未画好的美人蛾眉，想是月中嫦娥伤别离之故，借嫦娥之态托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自伤孤独之情。
“画眉未稳”应和“新痕”。与紧扣“素娥”、“离恨”由月及人，虚托出词人委婉曲折的情愫。“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由月中嫦娥的象外兴感折回新月。在无垠的夜空中，新月象银钩似的遥挂在夜空。夜空浩茫，新月何其小也。秋空之“冷”，新月之“小”它使词人对新月的怜爱之情，具有一种幽渺的意蕴。
上片词人表达了对新月在浩茫宇宙中之渺小的怅惘之情，随之下片将笔一纵，大墨一挥“千古”振起，语意苍凉激楚。“千古盈亏休问”一语括尽月亮与人世来盈亏往复的变化规律。由此领悟到支配无限时间永恒规律的宇宙感，反观人世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容人问的悲哀。“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玉斧修月之事，表现出极为沉痛的回天无力复国无望的绝望和哀叹。“休问”、“慢磨玉斧”（慢同谩，徒劳之意）、“难补金镜”的决绝之语，表达一种极其绝痛、惶惑和悲哀的情感。涵括着一种融历史透视和宇宙透视为一体的时间忧患意识。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总括历朝宋帝于池边赏月的盛事清景。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曾临池饮酒，学士卢多逊作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临池之举。王沂孙此词中的“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由感而发，寥寥几笔，写尽古今盛衰，此时已物是人非，情景凄凉之极。
“故山夜永”，“夜永”托出残月黯淡之景，象征亡国之哀。漫漫长夜中，永久无尽地煎熬着亡国遗民的心灵。至此，已将词人的亡国哀伤写到极致。“试待他、窥户端正”，奇峰另起，见出沉郁顿挫之姿。
“窥户端正”应上“团圆意”。故乡山河残破，设想他日月圆之时，“还老尽，桂花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月亮自是盈亏有恒，而大地山河不能恢复旧时清影，其执着缠绵地痛悼故国之情，千载之下，仍使人低徊不已。
唐人有拜新月之俗，宋人也喜欢新月下置宴饮酒。临宴题咏新月，也是南宋文士的风雅习尚。赏月观月、因月感怀，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循着作者因新月而生的今昔纵横的意识情感流动轨迹，和新月相系的人情典事，寄托词人的怀国之情。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工之侨第一次献琴，琴虽好却遭到贬抑被退了回来。琴不仅是“良桐”所制，而且“金声而玉应”，材质、音质俱佳，因此制作者对它的评价是“天下之美”。虽然如此，这架琴经过太常寺主管人的手，又经优秀乐师们的鉴定，终被退回，而理由只有“弗古”二字。这样的理由是很可笑的。
工之侨第二次献琴，因为琴经过伪装，又是由贵人献上，竟得到极高的评价。文章比较详细地叙述工之侨伪装古琴的经过，先请漆工绘制“断纹”，再请刻字工匠刻上“古窾”，然后装在匣子里埋在地下，过了一年才拿出来。这说明工之侨把这件事做得很精心。献琴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不直接去献，而“抱以适市”，让别人重价买了去献，结果真的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成了“希世之珍”。
表面上看写的是琴的遭遇，实际上是写人。作者借工之侨伪造古琴试探索世风的机智，讽刺了元末一帮缺乏见识，不重真才实学而只重虚名的虚伪之人，其寓意是十分鲜明而深刻的。
文中“弗古，还之”与“世之珍也”的对比，很好地表现了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讽刺了鼓励人们弄虚作假的封建统治者。人们不要一昧地追求新事物，被事物的外表所吸引，而不在乎事物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