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青年时代的诗文，就受到苏轼的高度称赞，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提倡学习杜甫作诗的技巧，主张“无一字无来处”，比如本诗“整整复斜斜”一句，即出于杜牧《台城曲》：“整整复斜斜，随旗簇晚沙。”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雄健的笔力把精心选择的典故贯穿起来，使诗歌更为凝炼峭拔。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随黄庭坚的诗人逐渐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江西诗派。
本诗写于宋哲宗元祐二年的冬天，黄庭坚正寓居京城，当时他仕途顺利，文学创作也比较频繁。
首联诗人从大处着墨，表现大雪的壮观场面。一个“忽”字，写出季节更替的猝不及防，也表达了诗人的惊喜之情。
“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颔联对仗工整，八个叠字，字字工切，层层加深，极富神韵，成为千古写雪名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形象地描摹了夜间与拂晓时大雪的变化。
“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颈联动态地描绘大雪纷飞的美丽场景。诗人采用拟人手法，仿佛让人感觉到雪为天地精灵。又将雪比作花，更令人遐想无限。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意境，却比其更简炼。
尾联作者寓情于景，即是景语，亦是情语，情景融浑无迹。“寒至骨”，即指大自然的严冬，也暗喻各种残酷的现实。但他更相信寒冬过后就是桃李竞相开放的灿烂春天。
历来咏雪的诗，留给人的常是寒索落寞之情，而这首诗却独辟蹊径，弹唱出高昂明快的声调，给人以豪放、进取的启迪。
作者一气呵成，写完后即兴呈送苏轼。苏轼看后大加赞尝，这首诗从此千古流传。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就是心境悠闲，不慌不忙，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睡眠充分，精神充足，走出户外，放眼望去。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发现无一不具特色，各有其存在的道理，颇具自得的神情。春夏秋冬四时，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
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事事从容，睡醒之时，红日高照。此处的“闲”，是佛、道两家宣扬的“心气和平”、“收心忍性”，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是清静无为的化境。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首句“闲”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无事不从容”，即事事从容。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一觉睡醒，红日高照，满窗红亮。一、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宣讲理学哲理。
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奇百态，但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程颢说的“格物”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程颢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所谓“格物”就是“理与心，而人不能会之于一”，因此要去“私意”（存天理，去人欲），从内心大作文章。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只有这样，春夏秋冬，四季佳景，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颈联进一步解释“自得”之境界。程颢所谓的“道”是同“形”一起来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抽象概括，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道”。“形而下”，指具体的事物，即“器”，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道体之大，天地万物，风云变态，自然社会，无所不重，莫有不通。“思”就是思考，抽象、概括，亦即颔联所谓的“静观”。“思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就可以抽象出道。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就是尾联讲的“富贵不淫贫践乐”。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有大小，有长短，君子是大，小人是小，就是“天理”，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就是英雄豪杰，就是伟丈夫。
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诗歌看似简朴，实则却婉曲；看似浅近，实则深远。
此诗开头六句说：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完，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其真意。这里，诗人首先就讲了宴会及其音乐的美妙。通过宴会音乐，引出了懂得音乐的人。
接着抒情主人公说：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大家都能体会，但并不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这样，不但突出了“新声妙入神”，而都是能“识曲听其真”，为后面表现自己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奠定基础，做了坚实的铺垫。
后面就是对人生的思考：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诗人在此是说，人生短暂的，但漂泊不定，长年累月，浪费光阴，人生的价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那么“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这样不但安享富贵荣华，而且也不再浪费生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最后主人公说：不要因贫贱而常忧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的煎熬自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不要守贫贱”就是劝诫士人不要死抱贫贱不放。可以说，诗人在劝诫士人，这与“何不策高足”的反诘语气相应，更好地强调了“策高足、踞路津”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人生应该有所作为，要说出来，要行动。人具备了“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能力，就要表现出来。
主人公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有用了不少褒意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整个诗歌就借音乐之美妙，告诉士人们，或者有志之士们，要勇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要勇于奋斗而“先踞要路津”，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对于人生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
这首词的作意，小序里交待得很清楚。东坡爱和僧人交往，喜欢谈禅说法，这首词既是应和尚的请求而作，自然透露出禅机。“双龙对起”，起笔便有拔地千寻、突兀凌云之势。两株古松冲天而起，铜枝铁干，屈伸偃仰，如白甲苍髯的两条巨龙，张牙舞爪，在烟雨中飞腾。前两句写古松，写的是想象中的幻景。词人乍一见古松，即产生龙的联想，而龙是兴风作雨的神物，恍惚中似见双龙在风雨中翻腾。当时已是傍晚，浓荫遮掩的枝干，若隐若现，也容易产生烟雨的错觉。接着，词人从幻景中清醒过来。眼见凌霄花的金红色花朵，掩映一片墨绿苍翠之间，他仿佛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个和尚，躺在浓荫下的竹床上，清闲地小憩呢。
从湖上吹来的风，又清又软，多么温柔，不知是怕吹醒了幽人呢还是怜惜娇嫩的凌霄花。一对喜鹊，飞来树上，叽叽喳喳争吵些什么呢？但树自在，花自香，幽人自梦。有人说，一对喜鹊争噪，将”疏影微香“、”幽人梦长“的意境搅得稀糟。这是不明白闹与静的辩证关系。人世的纷争更能显出佛门的超脱，鸟儿的鸣叫更能显示境界的幽静。隋王籍不是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的名句吗？在微风的摩挲之下，青翠的松枝伸展摇动，金红色的凌霄花儿微微颤动。在浓绿的枝叶之中，忽然一点金红，轻飘飘、慢悠悠地离开枝蔓，缓缓而下，渐落渐近，安然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又是一点金红，缓缓而下。如此境界，令人神清气爽，思虑顿消，整个身心都融化在一片无我、无物、无思、无虑，纯任自然，天机自运的恬淡之中。
综观全词，在对立中求得和谐，是其创造意境的艺术特色。整首词写的物象只有两种：古松和凌霄花。前者是阳刚之美，后者是阴柔之美。而凌霄花是描写的重点，“双龙对起”的劲健气势被“疏影微香”、“湖风清软”所软化，作为一种陪衬，统一阴柔之美中。从词的上片看，是动与静的对立，“对起”的飞腾激烈的动势和“疏影微香”、“幽人昼梦”静态成对比。词的下片是闹与静的对立，鹊的“噪”和凌霄花无言的“下”形成对比。就是在这种对立的和谐之中，词人创造出了一种超然物外，虚静清空的艺术境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主观的评价，没有自我情感的直接表露，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风景画。而在这天然的图画中，没有任何人力的作用，没有人的丝毫活动，树风花鸟自由自在，了无交涉，昼梦的幽人似乎也融化为自然之中了。这是禅意的诗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