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闺情词，以虚景与实景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个少妇思念远行夫婿的凄苦心境。
起句“天涯随梦草青青”，是对虚幻梦境的描写，言自己的梦魂随着青青芳草飞到远方，欲与亲人相见。《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从此，萋萋春草便与怀人念远之意结下了不解之缘。此词中繁茂的芳草，就既点明时令是春天，又隐藏着一缕怀人的愁绪。不言梦随芳草，偏说芳草随梦，强调了人的相思，词意也显得更曲折、委婉。次句“柳色遥遮长短亭”，写现实中的自己愁肠百结，望眼欲穿，希冀见到归人。然而，远方长短亭边，一片柳浪随风摇曳，阻挡了她的视线。怀人、望远而终不见人归，心中凄苦，所见所闻遂无不蒙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枝上黄鹂怨落英。”黄鹂鸣声本自婉转动听，然而在词人听来，却声声哀怨，似乎在叹惜花儿凋谢得太早了。唐人李商隐《春日寄怀》诗曰：“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有花有月为伴尚且不堪寂寞，更何况春去花落?词人的孤独苦闷之感自不待言了。结尾“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二句，作者没有直言与爱人相见之难，而是用生花之笔点明远山峻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那里，又自怨不及天上的白云，能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全词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了无穷凄凉抑郁的韵味。
在这一首小词中，词人别具匠心地捕捉了芳草、柳色、黄莺、落英、远山、白云等一系列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静动结合，组成了一幅亦幻亦真的图景，传神地写出了自己孤寂伤春伤别的情思，蕴藉委婉，令人含咀不尽。
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