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作者当时已经年老，“不效艾符趋习俗”既是力不从心，也包含看透热闹背后空虚的无奈与悲凉。当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正是元和中兴前后，民间的生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作者因为自身的年老体弱，又预见了晚唐时期宦官与藩镇冲突的必然，因此即使在端午，他也是懒散而痛苦，希望“蒲酒话升平”。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也正因为前文叙述的原因，他才发出了时光易逝，几人流芳的感慨。此诗相对悲观，但透过诗辞的背后，我们却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窥见当时晚唐的一景。
全诗以淡雅之笔写出少华甘露寺的高峻清幽的环境，并暗示作者久经世乱后远离凡尘、归隐山林的愿望。首联总揽全篇，写甘露寺的地形与环境。
首句是视觉意象，次句为听觉意象，绘形绘声，境界真切自然。这是一座建筑在高山之上的幽静寺院，院门用山石垒筑而成，门前的山间小道因平日行人稀少，长满了茂密蜿蜒的藤萝。寺院的四周屏翳着挺拔的桧树与蓊郁的竹林。每当雨打风吹之时，树林里就传来阵阵枝叶相击的有韵律的响声。这响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随处可闻，犹如一部在半空演奏的山林交响曲。这两句诗中，首句着意表现静态，决句努力写出动感，一静一动两相映衬，山寺的超绝尘寰、安谧幽邃的独特地理环境全给烘染出来了。
颔联承首联意脉而来，分写山间僧人与动物的活动，以进一步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山寺的清幽与高绝。出句以双涧之分流来映衬山寺周围环境之美，以野鹿之自由来往、尽情饮水和欢快鸣叫来表现山间日常安静清雅，连禽兽也相安无事。这里一个“喧”字，兼指涧水之声与野鹿之鸣，既有 “鹿喧”，亦有“水喧”，两种声音交相鸣响，愈发反衬出寺院与山林的寂静，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描写同一机杼。
更妙的是“上楼僧踏一梯云”一句。一般诗人写楼之高、山之峻，总不外乎“上摩青天”、“插入云端” 之类，或者最多拉飞鸟和天仙之类来陪衬。这样写成熟套了，就不能给人以新警生动的感受。即如郑谷本人的另一首五言排律《华山》，其中状写山之高峻，也只说： “孤高不可状，图写尽应非，绝顶神仙会，半空鸾鹤归。”虽然颇有气势，但意境的创造未免落套，显得一般化。此句却不但形容夸张十分具体，而且翻新出奇，道前人所未道。他不说山在天外，寺在云端，而说云彩缭绕楼梯，寺僧上楼都是一步步踏云而上的。这样，寺院地理位置之高和寺僧之离地入天就给人以可信之感，几乎没有让人觉察出这是诗人的夸张。晚唐诗写景述事往往在细微处争奇斗巧，于此可见一斑。
诗的颈联，视线转换，写从甘露寺远眺所见，实际上是以视野之广来进一步映衬山寺之高。薄暮时，孤烟袅袅，云霭纷纷，极目远望，关城渐渐隐没，山寺独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愈发静寂; 每当雨后初晴，天青日朗，则远方爽然开豁，蜿曲的渭水隐然在望。每当这种时候，作者更觉此山之美、此寺之清，而不禁萌发燃香人寺，与山林猿鹤作伴，了此余生(这一年作者四十七岁)的念头了。
结联“长欲然香来此宿，北林猿鹤旧同群”即景生情，表达自己归隐山林之愿，其意略同于常建《宿王昌龄隐居》结联“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从全篇来看，前四句写景精采，有独特境界，有新警动人之句; 后四句则无论情与景都显得较平，与前面不太相称。这也是晚唐不少诗作的通病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