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列传上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班彪传,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祖父班况,成帝时做过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哀帝时做过广平太守。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馀,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班彪性格沉重,喜好古代文化。二十多岁时,正值更始败逃,京城附近大乱。当时,隗嚣带领众人在天水起事,班彪跟着他避难。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限,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有些好事者把当时的事迹连缀起来,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其略论写道: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唐虞三代,据《诗经》、《书经》的记载,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经典著作,到了诸侯各国,每国均有历史,所以《孟子》上说‘楚国的历史叫《木寿杌》,晋国的历史叫乘,鲁国的历史叫《春秋》,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鲁定公、哀公的年代,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写成《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乘》和《木寿杌》的事就不行于时,而《左氏》《国语》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吞并诸侯,就有《战国策》三十三篇问世。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获应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杀虫见极(按:此四字不好理解。“杀”,作“杀青”讲,引申为“写历史”。“极”可作“标准”讲,译为“写历史是为了使人们见到一些标准”。解释很勉强,供参考。)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

  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班彪又上言道: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为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浮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犹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媟黩,广其敬也。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

  书奏,帝纳之。
  “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

  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别有传。
  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建武三十年(55),班彪年五十二,死在官位上。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班固字孟坚。九岁时,能连句作文,诵读诗赋,长大后,就广泛通晓典籍,九流百家的言论,没有不深入探讨的。他没有固定的老师,不在章句上下功夫,只是掌握大义罢了。性格宽厚和蔼,和众人相容,不因自己有才胜就高人一等,一些儒生因此羡慕他。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閤,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
  永平初年,东平王苍用了至戚替骠骑将军辅政,打开东阁,接纳英雄,这时班固才二十岁,写了报告给苍说:“将军凭着周公、召公的美德,立足于本朝,秉承休明的政策,建立威灵的尊号。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螘,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踪,体私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
  从前的周公,现在的将军,《诗》《书》所记载,没有你们三人这样的了。古书说:‘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班固幸而生在清明之世,参与视听之末,凭着蝼虫岂的小,私观国政之大,的确赞美将军拥有千载之重任,步先圣之后尘,体弘美之资质,据高明之地位,广采众事,遵循六经,若白黑之别于目,求善勇武止境,采择狂夫的言语,不逆负薪的议论。我私下见到幕府新开,广延英俊,四方之士,踊跃上前,不顾衣裳颠倒。将军应该详考唐、商的举措,体察伊尹、皋陶之荐贤,使远近没有偏私,每个角落的人才都能知晓,目的在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之士,替国家找到能人,使本朝得到安宁。那么将军才会养志和神,优游于庙堂之上,光名宣扬于当代,遗烈永垂于无穷的后世。“我见到故司空椽桓梁,早有宿儒的大名,品德冠于州里,七十岁从心所欲,行为不越规矩是清庙的光辉,当代的英才。京兆祭酒晋冯,年少时即修身,白了头还不违初志,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的美好品德,当代人没有能赶上的。扶风椽李育,明经书,行为好,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屋土阶。京兆、扶风两郡都去邀请,因为家贫,几次因病辞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之所器重,韦、平、孔、翟,(韦贤、平当、孔光、翟方进),没有再好的了。应叫人考核实绩,来参与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州里闻名,经学被师门称赞,政务的功绩,有特别的功效。如果碰上明时,在下僚作事,进能像鸿鸟高飞,退能像杞梁那样以身殉国。氵京州从事王雍,亲身有卞严的节操,加上术艺文章,氵京州的头面人物,没有在王雍之前的了。古时周公举一方之才则其他三方埋怨,说‘怎么把我放在后边呢’。应该及时打开府门,使远方之人得到安慰。

  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盖清庙之光晖,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材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洁,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宜令考绩,以参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艺,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已”。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苍纳之。
  弘农功曹使殷肃,学问通达,见闻很广,才能超人,诵《诗》三百篇,能接待外宾。这六个人,都有特殊品行才干,品德高于当世,如蒙接纳,以辅佐高明,这正是山梁之秋,孔夫子所叹息的呀!从前卞和献宝,被截断脚趾,屈原进献忠言,终于沉于汩罗,可是和氏之璧,千载留下光彩,屈子的遗著,万世称赞。希将军明察秋毫,广伸视听,少降身份,多听下问,使尘埃之中,永远没有荆山、汩罗的遗恨。”东平王苍采纳了班固的意见。父亲班彪死了,回到乡里。班固认为班彪所续写的前史不够详细,于是深入钻研,想完成父亲的遗业。不久有人上书显宗,告班固私自改动国史,朝廷有诏书到郡,将班固关在京兆狱,全部抄走他家的书籍。先有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之事,被下狱而死。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班固之弟班超害怕班固被郡里所核考,不能自己辩明是非,于是到朝廷上书,被皇上召见,全部讲述班固著述的本意,而郡里也将他的书呈上,显宗感到很奇异,召班固作校书郎,授职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写成《世祖本纪》。后来,升为郎,典校秘书。班固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人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给皇上。皇上又使他完成以前所著的史书。班固认为汉朝继承唐尧的天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代,史臣才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册于秦汉之列,太初以后,缺而不录,所以探撰前面记载,缀集耳之所闻,写成《汉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馀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从高祖开始,到孝平王莽被杀,十有二代,共二百三十年,综合他们的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写成《春秋》考纪、表、志、传共百篇。班固从永平中年开始受诏,绞尽脑汁,深思二十多年,至建初年间才写成。当代很重视其书,学者没有不诵读的。班固后因母丧离开官职。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
  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班固作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听说汉军出来,派使者到居延塞,想继续来一次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派大使。窦宪上书派班固行中郎将事,率领数百骑兵与虏使者从居延塞出来迎接。正逢南匈奴掩破北庭,班固到了私渠海,听说虏中乱,就带兵回来。等到窦宪失败,班固先被免官。班固不曾教育自己的儿子,儿子们多半不遵守法度,吏人很伤脑筋。起初,洛阳令种兢出来巡视,班固的家奴干扰他的车骑,官吏椎呼之,家奴醉后骂人,种兢大怒,害怕窦宪不敢发泄,内心记恨。等到窦氏的宾客都被捕考查,种兢因此捕系班固,于是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岁。朝廷下诏谴责种兢,抵主者吏罪。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存在的共四十一篇。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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