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凤栖梧》，即《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入“小石调”，《清真集》入“商调”。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联章作“鼓子词”，咏《会真记》事。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
“甲辰”，为理宗淳祐四年（1244），时词人四十五岁，尚滞留在苏州。
上片“开过”五句，“七夕”即景。“开过”一句，言南面枝头上的桂花，因受到的阳光多所以开得较早，这之后满院的桂树才陆续吐香。接着的二句与后二句时序上应该倒装。“高树”两句，触景生情。此言园中高树梢上传来了几声哀切的秋蝉声，这多象是在唱别那晚晴天气啊。但是我（指词人）孤身留在苏州，只要求能够象牛郎织女那样的与苏姬在七夕团聚一会。可是即便身在苏州，而且还是在梦境中，也被夕阳的光亮照醒过来，无法与苏姬获得团圆也。此时，苏姬早已离他而去（可参阅《思佳客·癸卯除夜》及《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新月”二句。七夕之晚，当新月临空的时候，姑娘、媳妇们已经相约着聚集在西楼之上，竞相穿针引线，以便向织女祈求“乞巧”。而我也曾经与苏姬相约，希望她七夕前能够归家。这样我们还可以共同在晚上穿金针，祈乞巧。但是约定成空，姬未回来，岂不痛哉！上片以“乞巧”、“求梦” 两事反映了当时七夕的时俗，并示己之思姬深情。
“夜色”三句，承上写梦境。此言词人又在夜色深深中进入梦境之中，仿佛自己与爱人也如牛郎织女相逢在鹊桥上似的欢聚在一起。正当他俩在轻绡帐中两情依依，欢情渐浓时，床边屏风边的银烛突爆灯花，惊醒了这场好梦，使词人不由得心生怨恨。“陈迹”两句，梦醒景。此言过去我与苏姬的欢情象薄雾一样随着梦醒而被晓风吹散，眼前只见帘钩上还缠绕着苏姬遗留下来的，那些令人牵肠挂肚的蛛丝似的丝线。物在人散，只有使我徒生悲痛罢了。下片述梦景及醒后情景。
据词中述说来看，苏姬肯定已经离他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