荼蘼花欲谢，春意正阑珊。
有幸还瞥得见零星的花瓣，点缀在花枝上。空气中，暗暗流动着少许清香的气息。
云锁朱楼，门扉深闭。庭院寂寂春不语，秋千架上空无人。
风乍起，把几棵槐树斑驳的树影，无情地揉碎了一地。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黄莺的啼叫，这声音虽有几分清脆，可一声一声的像是在，催促着春天的归去。
眼看春天就要离开，花儿也要凋谢。
往事惊心。。。。。。
一个女子，凄然失落下一声轻叹：落花时节不逢君。
她轻移莲步，来到了楼前。软软地倚靠着栏杆，把一泓秋波，温情脉脉地流向了远方。
自由飘忽的白云下面，是一望无际草凄烟迷的景象。细长而浓密的芳草，随风一波一波地翻卷。那些芳草，就如一阵阵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她。她的胸口，忽然有些隐隐作痛。
她叹气，起身回屋，轻轻地放下了帘钩。
屏山半掩人惆怅，残烟袅袅起寂寥。
她无奈地问自己：“为什么人的心，偏偏就生得这样的小？这教我又如何能装得下，那么多的愁啊！？”
吴淑姬的这首词，是借阑珊的春意来伤景怀人。其笔调轻柔浅伤，隐约凄迷。《宋词鉴赏大辞典》的一书中，收录并精彩地赏析了这首词。
从词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得到李清照当年的那种无奈和悲戚。比如“不如归去下帘钩”，还有“心儿小，难着许多愁”这些句子，和李清照《永遇乐》里写的是“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醉花阴》里的“载不动许多愁”，简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吴淑姬的愁太多，心太小，她无法装下。李清照则是愁重如山，她无论如何也承载不起。
吴淑姬自创了“花片子”和“草浪”两个新词语。《古今词统》眉批云：“竹浪、柳浪、麦浪与草浪而四”，即指吴淑姬自创新词“草浪”，直可与前人所创“竹浪、柳浪、麦浪”相媲美。
烟草之意象，是作者用来寄托自身情感来进行抒怀的。芳草的无情，恰好似游子外出不归的无情。如《楚辞》里写的：“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范仲淹的《苏幕遮》：“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还有冯延巳《临江仙》词里的：“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
清朝乾隆间文人陆昶，在其所著《历朝名媛诗词》卷十一处曾评吴淑姬言：“笔甚轻倩，能以致胜，人云不减易安，却不及易安温雅。”
诚然，她是不能与易安相比的，但她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谓“袭故而弥新，沿浊而更清，便是上乘”。我更喜欢这种，意境柔美婉约且翻新出奇的词。
苏轼言：“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许是因众芳飘零，怜它是开在春天最寂寞的花。许是喜它经常出现在古典诗词中，能带给我一份千百年前的美丽与哀愁。荼蘼花对我来说，一直都存在着极大的诱惑。
一个人产生的愁绪，既是无形，也是凌乱的。但它绝非是，莫名而来。
无人获知她心中隐藏坚守的那个秘密，也无人知道她当时曾执著而焦急地等着谁。她依然痴痴地等，等待着春天最后一瓣荼蘼花儿，从枝头凄美地飘落，直至零落成泥。
天地间，一切早烟消云散。
只是从此，不知这世间还有没有人再记得那一道茕茕孑立的清瘦身影？还记得一个女子曾经的心花怒放，以及一阕花开到荼蘼的伤悲呢？
上阕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接着，前结四个短句是起处写景的继续和演化。从人的感情说，开始位立江滨，见青山、红日、大江，心胸为之开阔，有此壮美之景。后来，随着江水望去，“长安远，在何处“，不见长安，只见渔灯客帆，于是感到“愁”来。上阕处理景、情、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间枢纽，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远绮丽转为低小出寒，反映作者迷茫的心境，而通体不高“对江山”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阕一连四短句十六个字，倾吐出满怀衷肠，语凄清苦。古人名换头为过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这样汪洋恣肆地抒怀，是上阕酝蓄、堆积的结果，当感情的阀门一下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悔儒冠误”，是一句十分悲愤感慨的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感丈二十二韵》）。富家子弟养享处代，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杜诗言辞激愤，溢于纸面，政治生涯不顺利的晁补之，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表达了词人自怨自艾的情绪。普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哭而返。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换头后这四句是词人抑郁壅塞的感情的暴发。
这首词写作者贬玉溪（信州）后，面对江山兴起的悲伧情怀。上阕以写景为主。有青山、红日、大江、余震的绮丽壮景，也有几点渔火、一片客帆的凄迷景色，略寓感情。词的艺术上的成功，着重在下阕，于一泻无余倾吐衷曲后，用多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事物，层层渲染，步步加深来抒发因贬谪而产生的伦然之情，从红日暮到红烛暗，到津鼓响，时间的跨度长，调动的景物多，但写来如春蚕吐丝，条条缕缕，清晰明白，使词人的悲伦之情如见。既曲折，又明快，用古人的话说大抵是：“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稼丽周密。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
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