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