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遣部下军事衙推秦济,把一只羊、一头猪,军入恶溪的潭水中,送给鳄鱼吃,同时又警告它:
古时候的帝王拥有天下后,放火焚烧山岭和泽地的草木,用绳索去网捉、用利刃去刺杀,以除灭虫、蛇等那些给人民带来危害的动物,并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去。到了后世,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够,不能统治远方,于是,长江、汉水之间的大片土地只得放弃给东南各族;更何况潮州地处五岭和南海之间,离京城有万里之遥呢?鳄鱼潜伏、生息在此地,也就很自然了。当今天子继承了大唐帝位,神明圣伟,仁慈英武。四海之外,天地四方之内,都在他的安抚统辖之下。更何况潮州是大禹足迹所到过的地方,是古代扬州的地域,是刺史、县令治理的地区,又是交纳贡品、赋税以供应皇上祭天地、祭祖宗、祭神灵的地方呢?鳄鱼是一定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刺史接受天子的任命,镇守这块土地,治理这里的民众,而鳄鱼竟敢不安分守己地呆在溪潭之中,占据一方吞食民众、牲畜、熊、猪、鹿、獐,来养肥自己的身体,繁衍自己的后代,与刺史抗衡,争当统领一方的英雄。刺史虽然驽钝软弱,又怎么能向鳄鱼低头屈服,胆怯害怕,给治理百姓的官吏丢脸,并在此地苟且偷安呢?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来这里当官的,他势必不得不与鳄鱼讲明道理。
鳄鱼如果能够知道,可要听刺史我的话:潮州这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到鲸鱼、鹏鸟,小到虾子、螃蟹,没有不在大海里归宿藏身、生活取食的。鳄鱼早上从潮州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大海。现在,刺史与鳄鱼约定:至多三天,务必率领那批同伙南迁到大海去,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三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五天;五天办不到,就放宽到七天;七天还办不到,这就表明最终不肯迁徙了。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肯听他的话。不然的话,就是鳄鱼愚蠢顽固,虽然刺史已经有言在先,但还是听不进,不理解。凡对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无礼,不听他的话,不肯迁徙躲避,以及愚蠢顽固而又残害民众的牲畜,都应该处死。刺史就要挑选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众,操起强硬的弓弩,安上有毒的箭镞,来同鳄鱼较量,一定要把鳄鱼全部杀尽才肯罢手。可不要后悔啊!
注释
维:在。
潮州:州名,治所唐时海阳县(今广东潮州市),辖境约相当于今广东省潮州、汕头、揭阳和梅州、汕尾市一部分地区。
刺史:州的行政长官。
军事衙推:州刺史的属官。
恶溪:在潮安境内,又名鳄溪、意溪,韩江经此,合流而南。
食:吃,食用。
列:同“烈”。
罔:同“网”。
擉:刺。
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
夷:古时对东方少数民族的贬称。
楚、越:泛指东南方偏远地区。
岭海:岭,即越城、都宠、萌渚、骑田、大庾等五岭,地处今湘、赣、桂、粤边境。海,南海。
今天子:指唐宪宗李纯。
禹:大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曾奉舜之命治理洪水,足迹遍于九州。故称九州大地为“禹迹”、“禹域”。
揜:同“掩”。
扬州:传说大禹治水以后,把天下划为九州,扬州即其一,据《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传》:潮州古属扬州地域。
睅然:瞪起眼睛,很凶狠的样子。
长:用作动词。
驽:指劣马,走不快的马;比喻才能低下。
伈伈:恐惧貌。
睍睍:眯起眼睛看,喻胆怯。
鹏:传说中的巨鸟,由鲲变化而成,也能在水中生活。见《庄子·逍遥游》。
冥顽:愚昧无知。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本文是一片游记。作者借记述龙兴寺东南的小丘,阐发其自然美学观。全文语言精炼优美,结构严谨,记事、抒情、议论自然结合,融为一体,含义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第一段先就“游之适”发表议论,总领全文。作者认为,适宜于游历的景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旷如”即开阔远大的境界,一种是“奥如”即深邃荫蔽的境界。接着讲“旷如”和“奥如”的具体内容。 “凌阻峭”,“出幽郁”,写的是景;“廖廓悠长”,写的是情。 “抵”和“伏”两个动词,赋予“丘垤”和“灌莽”两种自然的景观以动态。然后写人工改造应该遵循的原则:“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这一段文字,运用整齐对称的对偶句,表达相对的内容,读起来琅琅上口,细细品味,富有诗意。
文章第二段紧接上文,直接写东丘的景色是“奥之宜者也”。具体写作者自己如何因其“奥”对它进行改建。“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原先东丘是龙兴寺外边的一块荒地,作者得到后,就将它同寺庙北堂的北阶连在一起。即作者所说的“余得而合焉”,这是现在东丘的规模。“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意思是仍保持原来地形的特点,从而照应了第一段的“不可病其邃”。再后,细致叙述美化东丘的具体做法:“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荟蔚”,这几句又照应了第一段“增以茂树蒙石”。最后几句写作者在改建后的东丘游览时的感受。作者触景生情,内心的幽怨惆怅同环境的清冷发生共鸣,发出“以邃为病”的感叹。
文章第三段紧接第二段,发表议论、抒发感情。作者赞叹永兴寺之“旷”:“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接着,内容一转:“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作者对于小丘的珍爱之情,对其命运的担心溢于言表。”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这组韵文,字里行间流露着柳宗元的寂寞孤独的情绪。“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运用了《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的诗句。作者引用这个典故,含义深刻。从字面上看,是要人们爱护小丘,不要损坏它。实际上是借此曲折地表述自己的心情:身为谬人,处境困难,前途渺茫,常存隐忧。文中的一个“惧”字,反应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最后几句是文章的主旨。
文章由“游之适”之二境引出治理东丘,由东丘之景引出议论,结构严谨;句法参差变化,有散句,有韵句,读来抑扬有致,有音乐之美。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本词描写泛舟兰溪的闲情逸致,表现了作者对故乡山川风物的热爱。本词有和婉优美的意境,朴素平易的语言,轻捷明快的节奏,读之颇觉轻松,回味又觉恬淡温馨。
开头一句说,船儿分开波浪,平平稳稳地前进,用“桂”修饰“棹”,说明这是一只装修精美、小巧玲珑的游艇;“悠悠”,说明船儿走得不紧不慢,反衬出船上人悠闲自在的情景。“烟幕层峦,绿水连天远。”这是词人在船上看到的景物,烟雾缭绕中群山起伏连绵,湖上荡漾的绿水一望无际,一直伸向远远的“天边”。风光美好,景色宜人,词人心旷神怡,不免诗兴大作,“赢得锦囊诗句满,兴来豪饮挥金碗。”美好景致的感染,使他灵感顿至,得到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赢得”,获得、得到;“满”,极言其多。创作的收获,使他得意之极,于是挥动“金碗”,开怀畅饮。“挥”字生动地写出饮酒时踌躇满志,兴高采烈的神态。诗句盛满“锦囊”,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手法用得恰当,“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所以读起来自然贴切,绝不会感到“言过其实”。
过片之后,继续写景,同时表达词人的感受,曲折回环,极其细密。“飞絮撩人花照眼”,“撩”字和“照”字,把漫天飞舞的柳絮和五彩缤纷的花朵写活了。本来,“撩人”也罢,“照眼”也罢,是人的主观感觉,此句中的“人”,反而变成了被动者,“飞絮”和“花”反而成了“使动者”,似这样构思奇特、新颖的句子,可谓神来之笔。“天阔风微,燕外晴丝卷”两句,进一步写出天晴朗、风和日丽的时令特征,辽阔的天空,细微的云丝,本是静境描写,但有微风吹拂,燕子飞舞,又使静中有动,“外”字分明地勾勒出景物的层次,放眼望去,燕子是在“卷”着“晴丝”的碧蓝的天下飞翔的,因此才说是“燕外”这两句用字恰到好处,颇见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词人观察细致,因此能用了了数字,绘出符合生活真实的画面。 “翠竹谁家门可款?舣舟闲上斜阳岸。”一边观赏风景,一边饮酒赋诗,可知时间过得很快,夕阳西下,该回去了,遥望岸上,于是他想到,那绿竹掩映的人家,谁家可以款待我呢?想必那其中有他的熟人和亲友住居的处所,大概他已经考虑成熟,于是驱舟上岸。
尾句与首句相呼应,从内容来说,叙述完了整个游程。由小船“分浪稳”起,到小船在“斜阳”中泊岸止,这样写就人的审美心理看,顺乎常情,且使全词上下贯通为浑然一体,结构更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