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咏神话,赞美一种不畏艰险、立志复仇、终生不逾的坚毅精神。作者特别强调精卫的复仇行为,寄托了他自己刚烈无畏的品德。作品出于古而入于今,立意高远,感情鲜明。
前六句,勾勒出一个生动感人的偿冤报仇的小鸟形象。前四句,从正面破题。虽未直接点破“精卫”二字,但“偿冤”一词已暗示之。“山石细”、“海波平”二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了“精卫”的雄心壮志和坚强的意志。五六两句描写了精卫填海的失败。特别是用“抱寸诚”、“衔细石”,与“心望海波平”的宏愿进行反差极大的对比,充分显示精卫鸟的心诚志坚;用“渺渺”、“区区”等叠词,与“功难见”、“命已轻”配搭,表达出对精卫鸟命运的无限同情。
后六句,“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是全诗主旨。从七八两句起,作者开始抒发议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专精”二字是作者赋予精卫鸟的人格化的精神品质。“人皆讥造次”,大致是指文人学士在对待精卫填海这件事上,纷纷祖述陶渊明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无为、无奈的观点。“我独”二字,表达了作者傲然不屈于俗见的鲜明态度。“赏专精”,是他立论的依据,后四句围绕“赏专精”论点,充分展开议论。最后两句作者以“精卫”与刺客相类,且应人传的观点再次表达了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的褒扬与欣赏。
全诗以理入诗,具有滔滔不绝的雄辩力,作者着力弘扬了一种精诚奋斗的精神,思想上更具积极意义。此诗完全跳出试律窠臼,多称之。但关键在于作者当时不是进士身份,无汲汲于等第之心,故能格高品逸,写得气势磅礴,雄浑严整,而其情哀切动人,是韩愈心志之自然吐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鸟类中也有的懂得报仇的,能耐虽小却奋斗不停。
嘴里衔着山上的细石,希望把那滔滔大海填平。
看不见有多大的功效,依然视死如归往前行。
人们都讥笑此举太荒唐可笑,只有我欣赏其精诚专一。
何必考虑这没有终止的日期?本应如此度过一生。
问心无愧报仇事,哪怕《刺客传》中不曾留名。
注释
学:仿效。诸进士:指应进士试的举子们。精卫:鸟名。古神话中说,炎帝有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
偿冤:报仇。
寸诚:寸心,决心。
心望:希望。
渺渺:渺茫,毫无可能。
功难见:难以实现其事业。见:看见。
区区:小小的。
命已轻:性命轻微。
造次:荒唐可笑。
专精:精诚专一。
计:考虑。
休无日:没有终止的日期。
刺客传:司马迁《史记》中有《刺客传》,记述侠客冒死行刺为人报仇之事。
不著:没有记载。
雠:同“仇”。
这首诗借咏神话,赞美一种不畏艰险、立志复仇、终生不逾的坚毅精神。作者特别强调精卫的复仇行为,寄托了他自己刚烈无畏的品德。作品出于古而入于今,立意高远,感情鲜明。
前六句,勾勒出一个生动感人的偿冤报仇的小鸟形象。前四句,从正面破题。虽未直接点破“精卫”二字,但“偿冤”一词已暗示之。“山石细”、“海波平”二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了“精卫”的雄心壮志和坚强的意志。五六两句描写了精卫填海的失败。特别是用“抱寸诚”、“衔细石”,与“心望海波平”的宏愿进行反差极大的对比,充分显示精卫鸟的心诚志坚;用“渺渺”、“区区”等叠词,与“功难见”、“命已轻”配搭,表达出对精卫鸟命运的无限同情。
后六句,“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是全诗主旨。从七八两句起,作者开始抒发议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专精”二字是作者赋予精卫鸟的人格化的精神品质。“人皆讥造次”,大致是指文人学士在对待精卫填海这件事上,纷纷祖述陶渊明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无为、无奈的观点。“我独”二字,表达了作者傲然不屈于俗见的鲜明态度。“赏专精”,是他立论的依据,后四句围绕“赏专精”论点,充分展开议论。最后两句作者以“精卫”与刺客相类,且应人传的观点再次表达了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的褒扬与欣赏。
全诗以理入诗,具有滔滔不绝的雄辩力,作者着力弘扬了一种精诚奋斗的精神,思想上更具积极意义。此诗完全跳出试律窠臼,多称之。但关键在于作者当时不是进士身份,无汲汲于等第之心,故能格高品逸,写得气势磅礴,雄浑严整,而其情哀切动人,是韩愈心志之自然吐露。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