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县丞一职是用以辅佐县令的，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应过问。其下是主簿、所，主薄和所才各有专职。县丞的地位高于主簿、所，逼近县令，照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加可否。在公文发出之前，吏胥怀抱已拟成的案卷，到丞那儿去，卷起前面的内容，用左手夹住，右手摘出纸尾签名处，像鹅和鸭那样摇摇摆摆地进来，直立斜视，对县丞说：“您还要署一下名。”县丞拿笔望着应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谨慎地签上名字。抬头望着小吏，问：“可以了吗？”小吏说：“就这样。”然后退下。县丞不敢稍稍了解一下公文的内容，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较高，实权和势力反而在主簿、所之下。民间谚语列举闲散多余的官职，一定说到县丞，甚至把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
博陵人崔斯立，勤学苦练，以积累学问，他的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每天都有长进，并且逐步显露出来。贞元初年，他怀藏本领，在京城与人较量文艺，两次得中，两次折服众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评事，因为上疏论朝政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谪，来到这里做县丞。刚到时，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在只能闭口无言无所作为的现实面前，他又感慨地说：“县丞啊，县丞啊，我没有对不起县丞，县丞却对不起我！”于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旧例，平平庸庸地去做这县丞。
县丞的办公处原来刻有一篇壁记，但房屋损坏漏水而遭污损，已无法阅读。崔斯立为之换椽易瓦，粉刷墙壁，将前任县丞的名氏全部写上。庭院里有老槐四行，南墙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像互不相下，水声汩汩绕庭阶而鸣。崔斯立把厅屋里外打扫干净，种上两棵相对的松树，每日在庭中吟诗。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暂请离开这里。”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注释
蓝田县：唐代属中道京兆府，今属陕西西安市。壁记：在大厅前后墙壁上记载官职设置及变迁，表彰前任，以励来者，因而有作记的文体。丞：县丞。贰：副贰、辅佐。文中作动词用。令：县令。唐代制度，京都旁的各县称为畿县（蓝田即为畿县），置令一人，丞一人。主簿、尉：均为县令、县丞之下的官职。县署内设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七司，主簿领录事司，负诸司总责。尉主地方治安。分职：分理诸司，各有专职。丞位高而逼：县丞官位高于主薄、尉，如果真的管起来，很容易侵犯县令的权力。逼：迫近，侵迫。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惯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表示意见。文书行：在传布公文的时候。行：传布。成案：已成的案卷。公文由主管各司拟稿，经县令最后判行，成为定案。诣：到。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内容。钳以左手：用左手夹住（卷起的部分）。钳：用手指夹住。右手摘纸尾：用右手摘出纸尾。摘：拣出某一块地位的意思。雁鹜行：指一种走路姿态，即鹅行鸭步之意。一说，雁鹜就是鹅和鸭子。平立：站着。睨：斜视。涉笔：动笔。占位：看着应当署名的地方。惟谨：很谨慎。惟：发语助词。略省：稍稍了解一下。漫：完全。数：数说，列举。慢：散慢，无关紧要，文中指闲散官职。訾謷：诋毁。丞之设，岂端使然哉：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端：本。
博陵：地名，在今河北蠡县南。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生平不详，作者好友。种学绩文：以耕田织布为比喻，说崔斯立勤学苦练，学有根柢。绩：缉麻。以蓄其有：以积累学术修养。泓涵演迤：包孕宏深，境界广阔。日大以肆：每天都有进步，并且渐渐显露出来。贞元：唐德宗年号（—年）。战艺：以文艺与人较量，指应试。再进：崔斯立于贞元四年（年）登进士第，贞元六年（年）中博学宏词科。再屈千人：两次战胜众人。底本原作“再屈于人”，出人头地的意思。两说皆通，此据他本。元和：唐宪宗年号（—年）。大理评事：官名，掌刑法，属大理寺，上有卿、少卿、正、丞。言得失：上疏论朝政得失。黜官：被贬官。再转：经过两次迁谪。官无卑：官职不论大小。顾：只是。塞职：称职。噤：闭口不言。枿去牙角：去掉牙和角。枿：同“蘖”，绝。一蹑故迹：完全按照过去的样子。蹑：踩。崖岸：比喻原则。
桷：方椽。墁：涂壁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为涂抹。悉书：全部写上。梃：枚，棵。底本作“挺”，此据他本。俨立：昂首挺立。㶁：水声。除：庭阶。痛扫溉：彻底洒扫。考功郎中：官名，属吏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知制诰：官名，负责起草皇帝行下的诏敕策命，一般由中书省舍人担任。作者是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蓝田县丞厅壁记》作于元和十年（815年），当时作者四十岁，正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而作者之友崔斯立为蓝田县丞，颇不得意，所以作者为他写下这篇文章。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这首《浣溪沙》继承了传统诗词写作一大风格，便是情感女性化。
这首词是以词人妻子的角度写，通过描写妻子对词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全词在情感上收放并进，虽词浅意显，却更显得情深意切。从总体上开，全词在“怕”、“闲”、“厌”三阶段情感递进中上升。
上阙“泪渑红笺”起首，基本奠定全词的格调。“泪浥红笺”是一种情感的外放，在情感统摄上，有开门见山的优势。接着写“娇鸟”、“唤人”，却“怕开窗”，这时，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较之“泪浥红笺”，相对内敛一些，用“怕”来表现内中矛盾，她大抵会黯然神伤：“此遭启窗开，只怕又是，一番空倚栏。”接着情感益发收了一番，用了“闲”这开似无情感的词。然而这“闲”是藏着极深沉情感的，“闲”与“好时光”的交织，让她无比无奈与痛苦。
下阙并未脱离上片的情感轨迹。第一句“屏障厌开金碧画”中的“厌”字，是全词情感的最高点，余下几句，尽是这时情感飞瀑直泄而下的水流，“罗衣犹觉寒”，“眉谱无心思”。“厌”字较之“泪”、“怕”，更为深沉，所以内敛得也最深。这时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只是一个“无心”，对那些氤氲的沉香、华丽的屏画、缤纷的眉谱等，就因一个“厌”，不闻、不开、不画，无有适意，无不伤怀，开似“天命无常，人事随兴”，其实心中的情感确是最为激烈的。这种“非我所爱，皆我所恨”的细腻而激烈的情感，逐渐从词中表现出来。
回开全词，词人在情感处理上颇有一些小心思。在情感的处理手段上，采用“收”的方法，而情感的表现上，却是念人伤怀，愈感愈深，递相深进地“放”。这首词很短，可谓“小制”，然情感上却收放并进，读之味足，感慨至切。
此诗写亲眼所见的景象。起句“火山今始见”的一个“始”字，发出了百闻不如一见的慨叹。“突兀蒲昌东”中的“突兀”一词，既勾勒出火焰山巍峨高耸之貌，又描绘出火焰山拔地而起、扶摇直上的宏伟气势。起始二句，气势宏大。
接着“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二句继续写火焰山的威势。“虏云”、“塞空”，既表示其空间的高远，又象征着异族活动的天地。而那火焰山的烈焰，却能燃烧那远天的云朵，灼烫的气浪蒸热了广漠的塞空。将火焰山置于广阔的塞空虏云之间，以烘托其热力威猛之势，联想合理，夸张恰到好处，炼字精当，意韵喻长。尤其是一个“烧”字，将火山烈焰指向虏云；一个“蒸”字，使火焰山热气威及远塞，由低向高，由近及远，顺着火焰山热力的漫延，形象地刻划出火焰山名不虚传的威势。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夸张，并非不着边际地虚叹，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和诗人志向的高远。在这里，诗人没有拘泥于火焰山近景红岩焦土的精雕细刻，而是从远处的“赤焰”和“炎氛”，“虏云”和“塞空”着眼，以山比军、以热喻威，使诗歌饱含深广的意境。
接着，诗人在反问中发出惊叹：“不知焰阳炭，何独烧此中？”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把自然界万物的生成变化比喻成金属的熔铸，岑参此处化用其意，幻化出一种新奇的意境：火炉之大，如天高地阔，燃料之多，集全部焰阳于一地，从而燃着了这座石山。意为火焰山举世无双，为世上万物之佼佼者。
收尾四句：“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工！”以反衬手法，再现火焰山威势，一物多咏，造成连贯的气势。诗人自长安来，一路天寒地冻，唯独边塞火山热气蒸人，人和马都大汗淋漓。这种驱寒使热之工，若不是神力造化，人力绝不能能为之。这里，诗人通过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真实地描绘出火焰山奇特怪异的景象和无穷无尽的强大威力。可以想见，来到火焰山前，诗人触景生情，气贯长虹，更加激发了在边塞施展宏图的志向。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