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韦应物的山水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白居易《与元九书》），形式多用五古。《幽居》就是比较有名的一首。全篇描写了一个悠闲宁静的境界，反映了诗人幽居独处、知足保和的心情。在思想内容上虽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其中有佳句为世人称道，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开头二句是写诗人对世路人情的看法，意思是说世人无论贵贱高低，总要为生活而出门奔走营谋，尽管身分不同，目的不一，而奔走营生都是一样的。这两句，虽平平写来，多少透露出一点感慨，透露出他对人生道路坎坷不平，人人都要为生存而到处奔走的厌倦之情，但诗人并不是要抒发这种感慨，也不是要描写人生道路的艰难，而是用世人“皆有营”作背景，反衬自己此时幽居的清闲，也就是举世辛劳而我独闲了。
所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便是以上二句作反衬而来，表现了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由于对官场现实的不满，他曾经说过：“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表示了归隐的愿望。如今，他能够辞官归来，实现了无事一身轻的愿望，自然是满怀欣喜。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韦应物此时的心情是愉快的、安闲的，因而在他笔下所描绘出的景物也自然著上轻松愉快、明丽新鲜的色彩。下边六句是以愉悦的笔调对幽居生活作具体描写。
“微雨无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这四句全用白描手法。“微雨”两句，是人们赞赏的佳句。这里说“微雨”，是对早春细雨的准确描绘；“无来过”，著一“过”字，便写出了诗人的感受。显然他并没有看到这无来的春雨，只是从感觉上得来，因而与下句的“不知”关合，写的是感觉和联想。这两句看来描写的是景而实际是写情，写诗人对无来细微春雨的喜爱和对春草在微雨滋润下成长的欣慰。这里有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气息，也有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愉快情趣。比之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要更含蓄、蕴藉，更丰富新鲜，饶有生意。“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是上文情景的延伸与烘托。这里不独景色秾鲜，也有诗人幽居的宁静和心情的喜悦。真是有声有色，清新酣畅。
这四句是诗人对自己幽居生活的一个片断的描绘，他只截取了早春清晨一个短暂时刻的山中景物和自己的感受，然后加以轻轻点染，便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诗人幽居的喜悦、知足保和的情趣也在这画面中透露出来。
接下去，“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时与”、“或随”，说明有时与道士相邂逅，有时同樵夫相过从，这些事都不是经常的，也就是说，诗人幽居山林，很少与人交游。这样，他的清幽淡漠、平静悠闲则是可想而知了。
韦应物实现了脱离官场，幽居山林，享受可爱的清流、茂树、云物的愿望，他感到心安理得，因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这里用了《魏志·王粲传》的典故。《王粲传》中说到徐干，引了裴松之注说：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韦应物所说的与徐干有所不同，韦应物这二句的意思是：我本就是笨拙愚劣的人，过这种幽居生活自当心安理得，怎么能说我是那种鄙薄世上荣华富贵的高雅之士呢！这两句不单纯是诗人的解嘲，因为诗人并不是完全看破红尘而去归隐，他只是对官场的昏暗有所厌倦，想求得解脱，因而辞官幽居。一旦有机遇，他还是要进入仕途的。所以诗人只说自己的愚拙，不说自己的清高，把自己同真隐士区别开来。这既表示了他对幽居独处、独善其身的满足，又表示了对别人的追求并不鄙弃。
韦应物的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前辈诗人的影响很大，前人说：“应物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说：“一寄穗秾鲜于简淡之中，渊明以来，盖一人而已”（宋濂《宋文宪公集》卷三十七）。这些评价并不十分恰当，但是可以说明韦诗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风格的。
此词写闺思。首二句隐括李白名篇《乌夜啼》的诗意，谓女子在机上织锦，机边传来黄莺叫声，著一“频”字，足见鸣声此起彼伏，春光秾丽，句中虽未提杨柳，但“莺语频”三字，已可以想见此地杨柳千条万缕、藏莺飞絮的景象。织锦虽是叙事，同时暗用了前秦苏蕙的典故，点出女子相思。思妇织锦，本欲寄远，由于莺语频传，春光撩拨，只得停梭而流泪忆远。
后二句和首二句跳跃很大，由思妇而转到征人，由柳密莺啼的内地而转到边塞，说塞上到了三月仍然是一片萧索，即使有杨柳而新叶未生，征人也无从察觉到春天的降临。这里用王之涣《凉州词》句意而又更翻进了一层。思妇之可怜，不仅在于极度相思而不得与征人团聚，还在于征人连春天到来都无从察觉，更不可能遥知妻子的春思。这样比单从思妇一方着笔又多了一个侧面，使意境深化了。
此词主要运用比衬手法，在同一时间内展开空间的对比。它的画面组合，犹如电影蒙太奇，先是柳密莺啼、思妇停梭垂泪的特写，一晃间想起画外音，随着词的末二句，推出一幅绝塞征戍图，征人面对着萧索的原野，对春天的来临茫然无知。两个镜头前后衔接所造成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陈陶《陇西行》中有“可怜永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也是采用两个方面进行对照，但刺激性很强，把问题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的情绪显得激切。温庭筠此词则是冷静客观地展开两幅画面，让读者自己慢慢地领会、思考，比较含蓄，这是温词风格的一种体现。
这首词口气和神情非常婉转，不像一般七言诗，但如与宋代的一些词相比，却又显得浑朴。这显示了诗到词的过渡状态的一种特征。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