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

　　这是一篇“台湾赋”。词史上自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赋纪杭州盛景开始，遂有以词写都市繁华一体。张景祁此词即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吟诵台湾的词而且又如此富其热情，却是在张景祁之前未曾见过，所以，张氏此篇在诗词史上是很珍稀的作品。特别是因为词人从宦台湾，知淡水县多年，中法战争中又身处岛上休戚与共，故而笔底情深意厚，尤觉可贵。

　　上片着重写台北一带的民情风物以及“华夷”共处的奇异景观，是怀着很高的热情和爱心来吟唱的。虽也还用了“夷”、“蛮”等词，但毫无轻蔑亵渎之意自显而易见。词一开始用“瀛洲胜”三字，表现了他对“海外城都”的回想和神往。当客人一告诉他台湾在台北开府的消息时，“画鼓春城”的盛况就浮现在脑海了，他仿佛又置身在“瑰灯夜市，娖队蛮靴红舞”的“莎茵绣土”上。瑰灯，是华丽鲜亮的灯火，娖队，则形容整齐的队伍。这乃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会歌舞的场面，夜景璀灿，十分动人。张景祁说还有机械发动的车辆叫人新奇(“奇肱”，《博物志》言“奇肱国民能为飞车”，此处借喻)，来自东西方的各种马队(“马徕”，徕即来，瑶圃，意为天外远方)也极为壮观。

　　在顺笔排比铺陈到“莫讶琼仙”(即不要惊讶这是天上神仙所居处)时，词人笔锋一转说：“眼看桑海但朝暮！”你们切莫以为那是个世外桃源，其实，台湾经历的沧桑变化就在前不久呵！张景祁老辣地由此转入下片的对战争时代的回想。

　　这样，在上下片之间构成柔与刚、欢与悲、暖色与冷色的对照，使这篇“台湾赋”从时空的广袤性，从历史的演变背景上显得更丰富、更充实。作为词人，张景祁是更多地有着政治眼光的一个作家。

　　“天涯旧游试数”，一个“数”字拉回了历史的往事。“绿芜”句写战争惨败时的景况，“啼鵙”(伯劳，诗词中与鹃同义)句勾勒了军民的心情凄苦，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岂能忘记。“绝岛螺盘”以下，强调了“此是神州庭户”，似在提醒人们，宝岛风物虽美，但不能再文恬武嬉，松弛武备，重蹈覆辙了！“惊涛万古”四字是意味深长的长鸣警钟之句。最后则又表述了他的愿望：“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永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一年张景祁已整六十岁，他自觉年迈已不能重游旧地，故而他心愿即使“梦踏云峰”，一睹“曙霞天半吐”的壮观也满足了。

　　应该说张景祁的“愿洗净兵戈”的祝祷，并非是没有预感的。尽管他不可能测知日后政局的演化趋向，但一种忧虑似老在他的词心盘缠。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到十年，中日战争爆发，甲午一战，清水师全军覆没，日帝的魔爪铁蹄继之长期蹂躏台湾岛。如果张景祁还在世的话，“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知他又将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词篇来呀！

　　这是组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诗人有感于王昭君的遭遇。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同时表现了昭君对故国的思念与怨恨，并赞美了昭君虽死，魂魄还要归来的精神，从中寄托了诗人自己身世及爱国之情。全诗叙事明确，形象突出，寓意深刻。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这首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而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也与这个意思相接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读者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诗人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这句诗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认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认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里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提高：“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而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代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代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前面提到，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青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诗人就是要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她。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他的身世家国之情的。杜甫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像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他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上片先写夜景。“暮景萧萧雨霁”两句写玉宇在暮雨初霁之后的恬静、幽美和辽阔。“云淡天高”让人体味出阔大，而只有在静境中才会感觉到“风细’。前句的“萧萧雨霁”作为时间背景也烘托了后句的环境氛围。正是“萧萧”雨声之止才让人更鲜明地体察到“云淡天高风细”之景。下面三句紧承“暮景”二字，着力描写月色，“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细无际”。夜空中，明月与银河交相辉映，波光闪闪，在这如水的月色中，天地如同浸入水中的玻璃世界。“月华”、“银汉”原本既是博大又壮丽的自然意象，词人在这里更以“潋细无际”四字来有意识地突出它们的浩瀚与无限。柳永是善于描写月色的，像流传千古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融情入景，在一弯残月中寄托了万种离情；而《倾杯乐·皓月初圆》一词又在“皓月初圆，暮云离散，分明月色如晴昼”中写尽了女主人公的离愁别恨。这首词则以如水的月光多方烘托词人的怀人之情。接下来，“冷浸书帷梦断”三句写词人因冷气侵入房中而从梦中醒来，披衣来到台阶上。这三句远承“风细”二字，由自然景物写及人的认为方式，以“冷浸书帷”来体现“风细”，并修饰“梦断”，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词人因难耐月夜的清冷之气，而从梦中醒来，其实不然，下面一句“披衣重起”的“重”字暗示了其中端倪。“重”是又一次，再次的意思，说明词人在这一夜中已不是第一次“梦断”而起。那么，词人为何一次次地从梦中醒来？不停打断他梦境的又是什么？

　　过片首句继续写景，“素光遥指”，但“遥”字已透出念远怀人之意。“因念翠蛾”三句道出了上片词人梦断重起的真正原因，所思的女子远在千里，音讯难通。一同沐浴着如水的月光，“杳隔音尘”的她显得若近若远，若即若离，这正契合了词人此刻思之而不得的惆怅。接下来一句“相望同千里”，远承“月华”，近承“素光”，从双方着笔，同望明月，借月传情。典出自谢庄《月赋》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又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柳永不是苏轼，他是没有苏轼的旷达的，所以他“尽凝睇。厌厌无寐。渐晓雕阑独倚”，一直注视着夜空中的明月，孤独惆怅，难以入眠，天色将明，仍独倚雕阑，其内心的哀伤由此可见。

　　全词以明月为主线贯穿情思，虽叙相思，却逸怀超尘，语言清雅，乃柳永词中之佳作。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