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王侯们的责备定当服从,容忍司马之位我日增悲愤。
计“堕三都”孔子逃离鲁国,周朝大礼我无力振兴。
陶潜隐居避开尘世的纷争,人世间到处是香烟燎绕的佛灯。
不要以为施舍金钱就是佛道,弘扬佛道还需懂得“无灭无生”。
注释
侯门:指显贵之家。借代朝廷。
辞,责备。
服:顺服。
去鲁:指孔子离开鲁国。
家山:家乡。
五柳,陶潜自称五柳先生,这里指躲进佛道以避世。
无生:佛教语,指万物的实体无生无灭。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这是一首春词,主题是咏春惜别,伤年华之易逝,叹良会之难得。
此词全用仄韵,全词十句八韵,除下片第四句和第五句分用平韵外。余均一韵到底。
上片四句每句有韵,第三四句构成对偶句。起句突出一个“春”字。以下即围绕“春未到”而展开写景。“晴雪”犹在,表明春意尚薄。小园里雪压冰欺,百卉仍沉睡未醒,故曰“春未到”。虽是如此,但报春的早梅却在池边探头探脑了。第二句承前而有转折,“梅自早”,有梅得春先,冒寒一枝独放之意。第三四句仍照应首句而作了有力的渲染。“鹊衔巢”是说鸟类在衔草筑巢。主语“鹊”之前,有个作为修饰语的名词“高树”,即高高的树上。因为树高风大。故鸟类仍然需要在春天将到未到之际修筑好自己的巢,以抵御寒气的侵袭。“斜月明寒草”中“斜月”与首句,“晴”字相应。“寒”字与“雪”字相应。既然有月,当是夜间。天是放晴了,草上还带有残雪,这就使得月光下的白草显得格外晶莹皎洁。这上片四句纯属写景,从“小园晴雪”开始,写到“池边早梅”,再写到“高树鹊巢”,最后到“斜月寒草”收住。这四句上下连贯,紧凑而又层次井然。随着作者的移步换形,虽在小园,却能一句一个景、一步一个境地引人人胜。尽管春尚未到,嫩寒犹甚,读来仍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三、四两句,构思精巧,意境深邃而造语自然,堪称佳制。
下片六句,写景言情兼而有之。按其顺序,前三句可分两段,前两句写景物,后一句写入事。前两句正面歌颂,后一句意在转折,深致感叹。这三句意思简明,在于赞美江南一带的山川风物。不过,在赞美之余,亦发出感叹,山河不老,而人物却在不断变换,“昨日少年今白头”,人生原是十分短暂的。此句反跌前句“风景好”,并为引起下文提供依据。有联系上下文、穿针引线的功用,极见关键。“相逢”以下三句一气呵成,以劝饮、惜别为主旨,又可分为前一句劝酒。后两句惜别。后因前果,脉络分明。这三句又与下片前三句互为因果。正由于金陵道上风光明媚,而人生苦短,青春易逝,嘉会无常,故人们应珍惜这大好时光,利用这短暂的相聚,杯酒联欢,畅叙衷情。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情,也是这首词的主题。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冯延巳,他的思想境界,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的感叹人生离多会少,虽有普遍性,总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如此,这首词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仍有其独到的一面,尤其是他以平易之笔写纷纭复杂心事的手法,于后人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