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开端两句，先点出新春，为“踏青”烘托了气氛，因为踏青是在人日（即正月初七），正是新年初过的时节。“城中”四句，形象地写出了踏青的阉热情况。
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该诗描写了苏轼回忆青少年时在家乡新春之际，与家人及“城中居人”游春踏青的盛况，具有浓郁的乡情。后四句刻画了一位骗钱道人的生动形象，增添了郊游的喜庆气氛。故乡的风俗民情令人倍感亲切，耐人回味。全诗语言浅显，情真意切。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内容多写边塞征战景象。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全系五绝，虽然受和诗的限制，但他却善于运用这种诗体。这种诗体本不必须遵用诗律，五七言皆可，但卢纶凭他出色的文才，以六首精巧的五绝组成了这部如画的佳作。这六首诗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
组诗的第一首，歌咏边塞景物，描写将军发号时的壮观场面。前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精心刻划出将军威猛而又矫健的形象。“鹫翎金仆姑”，是写将军的佩箭。“金仆姑”，箭名，《左传》：“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箭用金做成，可见其坚锐。并且用一种大型猛禽“鹫” 的羽毛（“翎”）来做箭羽，既美观好看，发射起来又迅疾有力，威力无穷。“燕尾绣蝥弧”，是写将军手执的旗臶。“绣蝥弧”，一种军中用作指挥的旗臶，《左传》：“颖考叔取郑之旗蝥弧以先登。”这种象燕子尾巴形状的指挥旗，是绣制而成的，在将军手中显得十分精美。这两句没有直接写将军的形貌，只是从他身上惹人注目的佩箭、旗臶落笔，而将军的矫健身影已经屹立在读者面前。诗中特意指出勇猛的“鹫”和轻捷的“燕”这两种飞禽，借以象征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两句的描写、衬托，一位威武而又精明干练的军事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发布新令。将军岿然独立，只将指挥令旗轻轻一扬，那肃立在他面前的千营军士，就齐声发出呼喊，雄壮的呐喊之声响彻云天、震动四野，显示出了豪壮的军威。“独立”二字，使前两句中已经出现的将军形象更加挺拔、高大，并且与后面的“千营”形成极为悬殊的数字对比，以表明将军带兵之多，军事地位之显要，进一步刻划了威武形象。那令旗轻轻一扬，就“千营共一呼”，在整齐而雄壮的呐喊声中，“千营”而“一”，充分体现出军队纪律的严明，以及将军平时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显示出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战斗力。这一句看似平平叙述，但却笔力千钧，使这位将军的形象更为丰满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五言绝句中，像这首诗这样描写场面如此壮阔，声势如此浩大的作品，并不多见。前两句对仗工整，在严整中收敛力量；后两句改为散句，将内敛的力量忽然一放，气势不禁奔涌而出。这一敛一放，在极少的文字中，包孕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组诗的第二首，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平明”），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臵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组诗的第三首。诗由写景开始：“月黑雁飞高”。这样的景是难于刻画的：“月黑”，则茫无所见；“雁飞高”，则无迹可寻。雁飞而且高。是由声音觉察到的。这样的景，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而宿雁惊飞，正透露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字，既交待了时间，又烘托了战斗前的紧张气氛，直接逼出下句“单于夜遁逃”来。单于本是古匈奴的君主，这里借指敌军统帅。敌军在夜间行动，应当有各种可能。然而诗人但谓“单于夜遁逃”。读诗至此，顿觉一股豪迈之情扑面而来。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夜色的掩护仓惶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我军必胜的信念，足令读者为之振奋，于上句造成的神秘气氛中，发一惊采。敌酋遁去，我军纵兵追擒，这是自然的发展。“欲将轻骑逐”，是追兵将发而未发。不用大军而仅派“轻骑”，绝不仅仅因为快捷，同时也还显示厂一种高度的自信。仿佛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只须少量“轻骑”追剿。便可手到擒来。当勇士们列队准备出发时。虽然站立不过片刻．而大雪竟落满弓刀。“大雪满弓刀”一句，又发惊采，将全诗意境推向高潮。在茫茫的夜色中，在洁白的雪地上，一支轻骑兵正在集结，雪花顷刻便落满了他们全身，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他们就象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早就满怀着必胜的信心。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画图：在静谴中蕴藏着呐喊，在昏暗中酝酿着闪电。虽然是在漆黑的夜间，勇士们被白雪勾画出的英姿仍然是“焕尔触目”。“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虽然是绝句的难点，但诗人倘能大胆剪裁，巧妙构思，抓住典型环境与典型场景，完全能够写出精采的佳作。
组诗的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同时也描绘了将士“醉和金甲舞”的欢乐神态，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也说明了将士们的得到兄弟民族的支持的。此诗取材典型，剪裁大胆，洋溢着民族间和睦团结的气氛。全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写得慷慨而豪迈，爽朗而明快。
组诗的第五首，描述的是将士们利用战事顺利边关稍靖的时机乘兴逐猎的情景。字面上是说边关将士在敌人遁逃后，利用暂时的战事稍歇进行狩猎，其实饱含了诗人对将士们豪情满怀的钦佩、颂扬和祝福。
组诗的第六首，则是颂扬了将士们只为保疆安民，不求功名利禄的高尚情怀。由于诗中多有双关，古今后人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或说七叶莲喻淡泊功名，或说七叶莲象征特立独行，莫衷一是。
卢纶所和张仆射原诗今已不传，而和诗竟流诵千古，可见它的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胡震亨《唐音癸笺》卷七谓：“大历十才子，并工五言诗。卢郎中（纶）辞情捷丽，所作尤工。”又说：“卢诗开朗，不作举止，陡发惊采，焕尔触目。”组诗语言凝练，构思巧妙，细吟全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