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深层写出岩壑的清与幽。时间集中为傍晚（前一首则为从早到晚）。暮色苍茫之间，白云映绿水，清音响幽谷，余霞散彩，宿阴遮窗。花、草、树、石相互萦绕，相互依凭。由此生发出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他独坐山斋，如东汉时期陈藩设榻款待徐孺子那般，殷勤地盼望薛道衡来此作客。但薛道衡不来，他只好鸣琴思客了。末尾二句，无穷感喟，大有非薛道衡便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无闷”（即与世无争）的情怀一般。
这组诗遣辞命句非常考究，对仗工细精巧，如“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涧户散馀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萦映，树石相陵临”等句，可分明看出受到南朝诗的影响，如谢灵运、王融、吴均等人的写景作品，不难看出杨素和他们的联系，当然，杨素的诗句也有空寂旷怀的意境特色。
词的上片渲染梅花的冰清玉洁及其带给人间的浓郁春意。以“一痕雪”形容梅花，特别贴切。一是花自如雪；二是易于零落，如同春天的雪易于融化；三是稀少，枝头星星点点的白色仿佛残雪欲尽。再著一“袅”字，更给人以如虚如幻、缥缈如烟的感觉。词一开头，便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画面，又显出那一股坚韧之气以及缱绻的深情。次句化用欧阳修：“叶间梅子青如豆”诗意，构思亦很奇巧。这句也暗含梅花在内，一个“藏”字十分生动，春光掩映了叶间的梅花，显得更加春意盎然，融人了词人对晚梅的礼赞。“玉奴最晚嫁东风。来结梨花幽梦”二韵扣住“晚”字写梅花，仍用拟人化写法。这一韵将晚花比作绝色美人，还沉湎于幽梦之中，远远落后她的姊妹们，“玉奴”袭用苏轼诗中之辞，用以比喻白梅。“最晚”应合词题中“晚花”二字。“嫁东风”化用李贺诗句，而词人笔下的白梅却不早不晚在东风中含苞绽放。原来白梅晚开是为了与梨花同温幽梦的。白梅本不该与梨花同时，好像这晚梅与梨花之间存在某种不解之缘。这句暗点出晚字、白字。所谓思致杳冥，空灵之处。
词的下片仍以拟人之笔，赋晚花以人情，着意描绘梅花的冰肌玉骨，香气袭人和娇丽姿容。而词人那无限怜爱之心，尽在不言中。“香力添熏罗被，瘦肌犹怯冰绡”一韵，写梅香与娇态。一个“添”字，隐示出罗被原先已经被早梅熏过几次，而今晚梅又开放，其香气更添几重。“瘦肌”形容花形，梅花通体晶莹，宛如身着冰绡，作者于是生发出奇妙神思，那清瘦的梅肌，对着寒凉的冰绡，恐怕有几分畏怯。梅花那娇美柔韧、冰清玉洁的体格，跃然纸上。“绿阴青子老溪桥。羞见东邻娇小”一韵，以“青梅枝上晚花”收尾，与词题扣合，首尾呼应。在那绿阴下，溪桥边，青梅日益成熟，而东邻的“枝上晚花”，却风姿绰约，不胜妖娆。两相对照，青梅不禁自惭形秽，羞于睹其芳华。词尾以烘云托月的笔法，借刻画青梅的心理，从另一角度却极写梅枝上的这“一痕雪”般的晚花，是何其娇小清丽。用待嫁的“东邻”美女来比况青梅枝上的晚花，既是拟人手法，又善于融典。
统观全词，词人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仅仅八句，却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段：拟人、比喻、烘托、对比、用典、均自然贴切，富有艺术美感。见出词人构思、运笔、遣词的创作功力。
诗人在前两联用张良为韩复仇、诸葛亮匡扶蜀汉等典故，赞颂文天祥力图恢复宋室，欲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颈联表现了诗人对宋朝的留恋和对英雄的思念；尾联用东晋时过江诸人新亭对哭事，直抒诗人心中悲痛。全诗句句用典，而意脉一贯，酣畅深厚，郁勃沉雄。
“徒把金戈挽落晖”。“徒”字用得特别有力量，鲁阳挥戈返日是英雄壮举。文天祥在南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毅然起兵勤王，希望挽救南宋已无可挽救的命运，结果是徒劳无功，这一个“徒”字写出文天祥的悲剧结果，但“把金戈挽落晖”的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上面我们引的那首诗“大厦明非一木支，区区未忍听倾危”的心情。这句诗用鲁阳挥戈返日的典故，再加上一个“徒”字点出悲剧的结局。“南冠无奈北风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把文天祥的遭遇曲折地表达出来。文天祥无法抵挡北方的进攻、被俘而殉国。“南冠”“北风”暗用两个典故，但字面上却当句作对，天衣无缝。开头这一联已经交代了文天祥的悲剧结局。
“子房本为韩仇出”，这一句又用张良的典故，表明文天祥起兵纯粹为了报国。就结构而言是从上一联又倒叙回去。“诸葛宁知汉祚移”，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赞美文天祥，同时“汉祚移”三字点明宋亡。“大厦明非一木支”，但在文天祥心目中不计较成败利钝，汉祚虽移，而己心不变。这一联从起兵的动机和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的态度赞扬文天祥。张良、诸葛亮都是最出色的人才，拿他俩来赞扬文天祥，就不仅是指精神，其才能也全在不言之中。无奈大势既去，才士也无能为力。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诗人以低沉凄凉的格调叙述了大宋灭亡和文天祥遇害的事实，以哀切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悲凉沉痛之感，写出了对大好江山和英雄的急切呼唤，从而抒发了对现实的失落感。
“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里运用《世说新语》中的“新亭对泣”的典故，也是人所熟知的，但作者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引述，而是反用其意表达深沉的兴亡之感。这一联是承上联“鹤归迟”来的，您如果归来，也不要再上新亭去看风景了，因为现在比王导他们(东晋渡江)当时又远远不如了。这样理解较“我不须……”更深一层，因为这种情况我早已明白才对“鹤”归不必去望，又是始终扣紧文山丞相来说的。这一联又从死后写到做挽诗的今天，表明每下愈况的时势，寄托故国之思。
这首诗作以用典用事为长。出句用典，巧妙地把文天祥力挽危亡不成、被俘不屈殉节的一生概括出来；次以张良、诸葛亮为比，赞颂了文天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再以宋帝之传说，寄托了对文天祥的不尽哀思和追念；结以东晋之事，感慨文天祥壮志未酬、天下尽归异族所带来的痛苦现实。全诗笔力雄健，情绪深沉，在对文天祥的赞颂和哀悼中，也真实地展露了诗人自己怀念故国的悲凉沉痛心情。全诗气韵凝沉，寄寓深远，既突出了一个“挽”字，又有诗人自己的隐痛悲思，意蕴丰富，感人至深。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