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后能继前惟周邦，世代有王都圣明。三位先王灵在天，武王配天居镐京。
武王配天居镐京，德行能够匹先祖。上应天命真长久，成王也令人信服。
成王也令人信服，足为人间好榜样。孝顺祖宗德泽长，德泽长久法先王。
爱戴天子这一人，能将美德来承应。孝顺祖宗德泽长，光明显耀好后进。
光明显耀好后进，遵循祖先的足迹。基业长达千万年，天赐洪福享受起。
天赐洪福享受起，四方诸侯来祝贺。基业长达千万年，那愁没人来辅佐。
注释
下武：在后继承。下，后；武，继承。
世：代。
哲王：贤明智慧的君主。
三后：指周的三位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后，君王。
王：此指武王。
配：指上应天命。
求：通“逑”，匹配。
言：语助词。
命：天命。
孚：使人信服。
下土：下界土地，也就是人间。
式：榜样，范式。
孝思：孝顺先人之思，此系以孝代指所有的美德，举一以概之。
则：法则。此谓以先王为法则。
媚：爱戴。
一人：指周天子。
昭：光明，显耀。
嗣服：后进，指成王。
兹：同“哉”。
来许：同“后进”。
绳：承。
祖武，指祖先的德业。武：足迹。
於：感叹之词。
斯：语助词。
祜：福。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文，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文也。文王以上，世有文文，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胡、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服文文，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配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明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明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明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明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明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配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文，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服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服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文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文”“配命”“顺文”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此诗是为赞美周武王、周成王等能继承先王德业而作。陈子展《诗经直解》：“《下武》，康王即位，诸侯来贺，歌颂先世太王、王季、成王之德，并及康王善继善述之孝而作。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春天的天气，催人欲睡，词人午后醉入梦乡，醒来后，又觉室内异常清静，空气似乎凝滞了一般。这种环境，使人愁闷。于是词人打起帘子，明媚的阳光伴随清新的空气涌入室内，心情为之一畅。“卷帘尽放春愁去”。春愁乃无形之物，帘儿一卷，它竟象鸟儿一样被放了出去。
这句写得富有特色，作者成功地赋予抽象之物以形象的感觉。“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寂寞的词人，只有与黄鹂相对而语，将寂寞之情绪却写得趣味悠然，恼人春色日初长，在长长的白天里，词人没有诗朋酒侣，极感无聊。黄鹂而可与语，真奇想也。这一是烘托出无侣之孤寂，另外反映出闲愁之仍在，前面所谓“尽放春愁去”，其实并未放尽。词情宛转，妙在含蓄。
由于春愁难排，更由于无人与语，词人遂移舟访友，很自然地过渡到下阕。“絮影苹香，春在无人处。”词人已离开室内，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暮春时节，柳絮纷飞，在阳光映照下，境界极美。在那飘着絮影、沁着苹香的地方，自然充满了春意。着意寻春春不见，原来春天却在这里。词人一腔喜悦溢于言外。至此，那无尽春愁，才真正被放了出去。
“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结笔写出访矣氏花园。“移舟去”，写得闲婉。词人只抓住园中一个景物——硕果轩旁的大梨树一株；只写一桩雅事——树下题诗。正当他和园主人酝酿构思，可是诗句未成，突然下起雨来。
全诗一直在写月，角度不断变化，意境开阔，但清冷寂廖，抒发了作者面对明月时孤独和对远方亲人真切的思念。
首联从天上月、江上波到门上月光的闪动，视角不断转换，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动传神的月亮。
颔联诗人从江楼上俯视长江上的月色，又从写江上的月光转到写屋内的月光。
颈联诗人的视线从室内转到了室外，接着诗人又仰望星空。
尾联诗人由眼前的月亮想像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联想到与他们远隔万里共沐月光。这是诗人的美好的愿望和真情的祝愿，也是自己长期滞留异乡，久久难归的无可奈何的告慰。
全诗意境宏大、清冷寂静，从天上写到地上，从江上写到屋里，从眼前写到山林，从身边写到万里之外。但无论怎么写月亮，写月光，都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孤独与寂寞的感觉，作者远在他乡，根本无法与亲人团聚，只能借月亮遥遥地寄托一种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既然无法团聚，才会有万里共清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