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柳枝词》即《杨柳枝词》，是中唐以后流行的歌曲之一，歌辞则由诗人创作翻新。借咏柳抒写别情的，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此诗即属此类。

　　大堤在襄阳城外，靠近横塘。宋随王刘诞《襄阳曲》云 ：“朝发襄阳来，暮止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似乎从这诗以后，大堤便成了情郎们寻花问柳的去处，唐人诗中写到大堤，多有此意。如施肩吾《襄阳曲》：“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理容色 ，意欲取郎千万金 。”李贺《大堤曲》：“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由此推知，这首《柳枝词》写的，便是大堤女儿在暮春时分送别情人的情景。

　　由于近水，堤上夹道的杨柳，枝条特别繁茂，丝条垂地，给人以嬝娜娇怯之感 。“柳条无力魏王堤”（白居易），写的便是这种情景。“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韦庄），每逢折柳送别，即使晴天，也不免令人感伤，何况雨雾迷濛，那是要倍增惆怅的。“大堤杨柳雨沉沉”，“沉沉”二字，既直接写雨雾（这不是滂沱大雨，否则不能飞絮）沉沉，又兼关柳枝带雨，显得沉甸甸的。而人的心情沉重，也在景物的映衬下透露出来。送别情人，离恨自深，说“万缕千条惹恨深”，不仅意味着看到那两行象征离别的翠柳，又使愁情加码，还无意中流露出女子因无奈而迁怨于景物的情态，显得娇痴可爱。

　　但此诗的精彩并不在前两句，三句写分手情景道：“飞絮满天人去远”，意境绝妙。前二句写雨不写风，写柳不写絮，到写“人去远”时，才推出“飞絮满天”的画面，这样便使人事和自然间发生感应关系，其妙类似于“蒙太奇”手法。同时这句包含一隐一显两重意味，明说着“人去也”，而飞絮满天，又暗示“春去也”。宋人王观有“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的名句，句下已有无尽惆怅；而两事同时发生，情何以堪！诗人都说风雪送人，景最凄迷；而“杨花似雪”、“飞絮满天”的景色 ，更易使人迷乱。“人去远”，是就行者而言；还有一个站在原地未动的人，一任柳絮飞怀扑面，此种神情意态，隐然见于言外。

　　“东风无力系春心。”结句含蓄藉 ，耐人寻味。从上句的“飞絮满天”看，这是就自然节物风光而言，谓东风无计留春长驻，春来春去，有其必然性在；从上句的“人去远”看，“春心”二字双关，实指恋情，则此句又意味着爱情未必持久，时间会暗中偷换人心。前一重必然隐射着后一重必然。诗句既针对大堤男女情事，有特定的涵义；又超越这种情事，含有普遍的哲理。

　　这首诗的诗味浑厚，一句比一句有味，读之如嚼甘饴，其味无穷。

　　这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诗，通过吟咏那“老尽力”的病马，来表现自己晚年那种落魄的心态。

　　首联是说自己和这匹马共渡患难相处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颔联是承接首联两句，在句法上一句变作三折，具体描写马现在的状态：老了且病了。但是，在艰苦路途上，依旧还在为诗人卖力；在当岁晚天寒的时候，况且又生病，不能不让人为它伤心。老尽力，用《韩诗外传》典故。

　　颈联两句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抒发对病马的浓浓深情。

　　尾联说：马之为物虽然低微，可是对人的情分却是十分深厚，使诗人禁不住为它感动、沉吟起来。“沉吟”二字，写出诗人感慨非常深，有一种人不如马的感叹。

　　杜甫既受到统治者的弃斥，同时又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怀和同情，这也是他为什么往往把犬马——特别是马看成知己朋友并感到它们所给予他的温暖的一个客观原因。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申涵光说：“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其所以如此，是和他自己便是一个“废弃之物”的身世密切相关的。

　　杜甫在这首诗里，感情是多么深沉！他抒写了对病马的怜爱，又运用“以彼物比此物”的手法，表达了对病马同病相怜的感慨，令人如见到一个“漂泊西南天地间”的老诗人的艰难蹭蹬的憔悴形象，出现于字里行间。清代仇兆鳌注释这首诗，说它反映了杜甫的“爱物之心”，其实并不止于爱物，而是借马以自况。诗中的“驯良”、“长吟”显然别有寄托，全诗以四十字抒写了辛劳、遭遇、怨怼、不平、感悟的几层意思，归结到自己叹老嗟卑，风尘仆仆，辗转征途，与老马的结局是没有两样的。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