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来，不少正统词论家指责柳永的俗词，因为这些“淫冶讴歌之曲”不合封建社会道德和正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历代词选很少收录这类词。其实只要不具艺术偏见，仔细研读柳永俗词便不难发现，它是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正如这首《驻马听》，它是柳永词中专写男女别离相思的一篇，通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完全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俗套，采用直言的方式来抒情。全词写得直率明快、真情洋溢、深挚感人。
整首词采用线型的结构，按照情节的顺序从头写起，层次清晰。上片纯属忆旧。“凤枕鸾帷”三句是写词人沉溺于往日甜蜜爱情生活的回忆里。这段幸福的生活虽只有“二三载”，在整个人生旅程中是短暂的，却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般的和谐而令人难忘。“良天好景”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词人为留住这份恋情而小心尽意的情态，一“良”一“好”，写出了相聚时光的美好；一“深”一“多”，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恋情深。“奈何伊”三句转而写女子的性情和骄纵，这又是紧承上一层意思而来，正因为词人的“尽意依随”，才使得妻子放纵恣肆，撒娇任性，有时简直无法忍受。接下来，“无事孜煎”三句，重笔渲染相恋双方时时因琐事而生纠葛，但终因情意绵绵不忍分离。“怎忍”二字写出了词人依依不舍的情态，”分离“二字又为下片写离别后相思之情做铺垫。这一串直言不讳的回忆，平中见奇，层次井然，章法分合有序，给人以曳生姿的美感。
词的下片转而伤今。“而今渐行渐远”二句，紧承上片而意脉不断，一个“而今”便将全词由忆旧转为伤今。“远”字加大了空间与情感的距离，三个“渐”字，以细腻的笔触极为准确地变现了词人渐行渐远，愈加难以抑制对所爱的相思之情，“虽悔难追”则写出了懊悔轻别而又已然分别的矛盾和无奈。这两句虽只有十二字，却交代了词人此刻的处境、心情，含蕴深厚。根据这种情形，即使寄去消息，终究也是白费。分别的双方固然可以飞雁传书，但接下来词人却否定了这种做法，“漫寄消寄息，终久奚为”，分别用了“漫”、“奚为”等词，委婉地道出了唯有相聚方能解相思之苦。“消息”两字分用，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拟重论缱绻”承接上句，直写自己有意和妻子复合，已不再似前句那般委婉。“争奈翻覆思维”写词人反复思考，“争奈”表转折，“翻覆思维”为下文作铺垫，说明词人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随后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这几句丧气话，表面看来有点煞风景，但实际是一个久经忧患者对人情世故的清醒认识，是情感和哲理的巧妙结合。
柳永的这首词在写法上颇具特色，同是思慕爱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国风·秦风·蒹葭》）是含蓄的写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是直露的写法。柳永的这首词就是“辗转反侧”式的，而且更加赋化，更加直露，更加一览无遗。写尽了他对所爱的种种相思。他和前人写男子思恋反托女子口吻，且要借助高远意象，如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同，也和同时代的词人，只是点到为止，随即便借助深邃的景语宕开，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同，他只以自己的口吻直露地抒情，一泄无余，一吐为快。
首句以提问开篇。“带甲满天地”意即遍地皆兵。此诗开头就以新颖的语言，矫健的笔力，引起读者注意。次句“君”为诗人自指。作者问自己为什么在兵荒马乱这样的时刻“远行”。
“亲朋”二句写启程时情景。亲友同声痛哭，因为正值离乱，不知此后能否重逢。而诗人则无言地跨上“鞍马”，他实际上也是含着眼泪，告别孤城秦州远去的。一边有声的痛哭，一边无声的饮泣，悲凄之状如在眼前。
“草木”二句点出远行的时间和征途的感受。“草木”零落，时入岁暮。“霜雪”飘洒，关河冷清。这是辞别亲友后途中景致。此联“岁月”二字本当用平，诗人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突破声律常格，上句全用仄，下句四字用平。用拗峭的语言，描绘寒冬的旅程，成为杜甫五律中以入代平的一个诗例，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别离”二句回忆亲朋相送的情谊。与亲朋“别离”虽“已”成“昨日”，由于感念难忘，仿佛就在今天。由此可“见”，“古人”殷殷惜别，是有深“情”厚意的。这里字面上在说“古人”，实指今日之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诗以“送远”为题，但从后四句看，“当是就道后作”（浦起龙语）。这样，前四句应是“从道中追写起身时之情事”（浦起龙语）。沈德潜极赞此诗开头是“何等起手”，浦起龙更用“感慨悲歌”四字盛誉前四句。
杜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离秦州，入蜀道，却并无一个明确的目的。离别时虽然亲朋同声“一哭”，却无人以诗相送，情景是颇为凄凉的。为了自壮“行色”，他“就道”后补写了这首名作。这与他天宝十四载（755年）“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时所写《官定后戏赠》，很有点相似。不同的是，那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纯出于游“戏”笔墨，而且“微禄”“耽酒”，“圣朝”“狂歌”，还可为“故山归兴”，“向风”“回首”。而这首诗则写于安史乱中，“带甲满天地”的时刻。“鞍马”入蜀，茫茫前路，还不知依“托”何人，根本没有以笔墨为游“戏”的闲情。回味“昨日”告别场景，想“见”“古人”惜别“情”意，无怪乎要“感慨悲歌”，放声长吟了。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前后照应，形成一体。其次，场面细致，感人至深。再次，虚实结合，增强抒情效果。第四，对比描写，增强情感的表现力。
作者是唐末五代时人，此诗应该作于唐亡后。作者寄居在他乡，半夜被雨声惊醒，不复能寐，感怀身世而后作。
起句直接点题。半夜下起雨来，作者睡不着，起来打开了门。用了“离人”，“独”这样的字眼，预先铺陈。承句开始写景。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故乡的田园应该都荒芜了吧，往故乡的方向望去，只能看到被雷电照亮的山。这一句尤为动人，在于前后两句一虚一实，对比强烈，故国桑麻是想象中的景，是梦中的家园，雷电前山是眼前的景，也是严酷寂寥的现实。
转句着力写雨。雨透过槐树，细细的滴在地上，淅淅沥沥的声音。此句转的妙，不再接着上句写雨景，而是描写雨的情态声音，避免堆砌，而且这句把雨写的缠绵，气氛烘托的非常寂寞冷清。合句收尾点出了愁绪，抒发感慨。也许明月也是满面愁容吧。古来写雨的诗很多，大多是是感怀身世，比如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之类。
这首诗把雨描写的很细腻，有意境，让人很容易陷入作者描绘的雨景，感受他有家难回，离乡背井的无奈。另外，这首诗的遣词造句很有技巧。比如桑麻荒旧国，用的是倒装，一方面是为了押韵和对仗，另一方面是意思上的对照，故国对前山，桑麻对雷电，很明显的虚实对比。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