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此词上阕以秋景来衬托离别的悲伤。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秋风凄切伤离”，起句便切入题旨：点出“伤离”二字，总起全篇；以“秋风凄切”突出秋景的萧索和凄清，烘托出女主人公无限凄凉的心境。“行客未归时”具体说明伤离的缘由。天凉了，行人还未归来，叫人惦念，牵肠挂肚。由“伤离”到“未归”，可知女主人公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接着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此二句托物寓情。思妇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捕捉“行客”的踪迹：他可能到了遥远的塞外而塞外早寒，现在该是衰草遍野，满目枯黄了。“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塞外草先衰”，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此句实则仍从“秋风凄切”而来，因秋风的肃杀，故“草拂之而变色，木遭之而叶脱”“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欧阳修《秋声赋》）。在想象的悲凉秋景烘托下，女主人公伤别离的悲伤情怀，更见哀婉。“江南雁到迟”写思妇急切盼望远人归来的心情。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接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句中“雁”字，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江南雁未来的实景，又有雁书未到的埋怨。“到迟”二字，并非已到，而是还迟迟未到，人未归，书信也不来，更使人感到悲戚。其实，大雁何时北上何时南下，根据气候冷暖向有大致固定的时间，不能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即便这一年，大雁归来的时间也未必真的就晚，完全是因为抒情主人公过于思念行客，才有这种纯属主观的感觉。词人这里写“雁到迟”正是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焦急等待，“写景而情在其中”（况周颐《蕙风词话》），将思妇盼”行客”早早归来的内在情感曲折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其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出的人因种种意外而误了归期，不能按约定时间返家，是很正常的事。思妇盼人未归，便盼雁书报信；可“雁书”也迟迟不到，她只得经受与“行客”长期分离的煎熬，其内心伤离的痛苦自然更深一层。

　　下阕集中笔墨刻画了思妇伤离而导致的身心之苦。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形象：“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女子原本白里透红的娇嫩如芙蓉的脸庞，已经像凋败的荷花显得黯淡憔悴；原本弯曲细长的秀眉，也如枯萎的柳叶，失去了其固有的光泽和形状。嫩脸憔悴，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按说“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古代女子最美的标准，可这位女子的容貌如此不堪。这一方面证明了她的思念之苦，以致损伤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女子因“行客未归”而无心妆奁，不施脂粉，懒画蛾眉，必然容颜憔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管家境如何贫穷都拦不住女子对美的追求。古诗文中，多有女子借清水映面、采野花簪发的描写。然而这位女子化妆并非为美而美，而是为了取悦心中所爱之人，爱人不在，“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这两句就不仅写出了思妇伤离之情，而且写出了她对爱人的忠贞。结拍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重又回到首句“秋风凄切伤离”的环境之中，情景交融，更显离情别绪的缠绵强烈。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摇落”二字状凋残的秋景，如千古悲秋之祖宋玉的名句“悲哉秋之为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摇落的秋景，渲染烘托着悲伤的情调，眼前的秋景越是肃杀飘零，思妇的感情越是悲伤，甚至到了肝肠欲断的地步。但是，此中的痛苦与寂寞有谁知道呢？最后三字“谁得知”，仍然是思妇希望她“未归”的“行客”，得知她苦苦期盼的心情，早早归来。但实际上，思妇即便悲苦肠断，也是无人知道，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这就是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了。

　　温庭筠词作最常用的手法，是以绮丽华美的环境，凸显孤独女子的心情。这首词却与温庭筠大多数词作不同，它是以萧索凄楚的秋景衬托离情，将凄切的秋风飘零的草木，都写入词中，情景交融，形成质朴清峻的风格，达到令人神伤的效果，在温词中别具一格。

　　这首词写处士的生涯与心怀。上片是楚湘山水画，江山秀美，风物可爱，语言流利，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美的迷恋，是下片“渔夫”生活的典型环境。

　　下片描绘了“渔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从外到内，“不见人间荣辱”。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受压抑、打击、挫折之后的一种理想的追求，绝意仕进，与世无争，虽是一种无力的消极反抗，但也体现了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强烈不满。全词淡淡写景，缓缓抒情，风骨俊逸潇洒，态度旷达超拔，语言清新流利，文笔洒脱豪放，无不洋溢着一种“清胜”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