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第一首诗写边地气候，是这组诗展开的大背景。这首诗的特点，就在于把感慨行役中路途的艰难和边塞的寒冷结合在一起，加以形象的描写，使之生动感人。首联是写自己独自行走了很久，在漫长的征途中去时十分艰难，此时回来也十分艰难。“去”，指前往清夷军送兵；“转”，即回，返入居庸关。这一联先从行役写起，“匹马”表明孤独；“行将久”，暗示路途遥远、人困马乏。“难”，不仅指山路的坎坷崎岖，也包含边地冰雪严寒之苦，为中间二联写边塞寒冷，作了巧妙的过渡。中间两联，突出表现居庸关一带的寒冷气候。颔联是说自己原来不知道边塞和内地的气候差别如此之大，此时只惊讶客子衣服的单薄。这一联妙在写“寒”字而不说穿。诗人送兵去时是秋天，边塞还不太寒冷，还显不出与内地在气候上的明显区别，而冬日回还，北风凛冽，积雪满地，才发觉到寒不可挡。说：“不知”，实为已经深知，吞吐含茹，措语婉曲。写人对气候的感觉，字面上没有“寒”字，而读来已觉寒气逼人，真是“不寒而栗”了。颈联是写因为气候寒冷，泉水流动的声音也显得悲苦，山上的树叶已经干落，十分空旷。颈联的意思十分曲折。上句正面点出“冷”字，但并非诗人直接感受，而是通过泉声的悲苦间接感觉的。连泉水也因寒冷而悲咽，人的寒苦也就不言而喻了。再看山上的树木，也抵挡不住寒威，叶子全部干落了。通过树木的感觉，曲折地传达出人的感觉。这两句都是透过一层，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将瘆人的酷寒，通过水和树，表现得十分曲折深入，给人以一波三折之感。同时，这两句也是对居庸关一带的实景描绘。居庸关坐落在险峻的峡谷之中，两边峰峦耸峙，一道溪水从关侧流过。诗人从精炼的字句中，展示了形象的画面，透出雄浑苍凉之感。在着力描写居庸关一带的严寒之后，作者抬首瞻望前路，从描写边塞从容地转到描写行役，再一次发出征路遥遥的慨叹。尾联的意思是：不要认为进入了居庸关，就走完了艰险、高寒的关塞，那前面云雾弥漫、冰雪覆盖，路途还遥遥无际呢！居庸关在昌平县西北，是长城要口之一，与紫荆、倒马合称“内三关”，从塞北过了居庸关，山势渐缓，即进入华北平原，气温也相应升高一点，但毕竟是在冬天，仍然寒冷。“云雪尚漫漫”一句，是对过关以后的景象和寒冷的描写，也蕴涵着征路漫长的意思。这一联与首联“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相呼应，全诗从写行役开始，继而描写边塞，最后又以写行役结束，形成一种回环的结构，给人一种谨严而浑然的美感。

　　第二首诗写诗人入居庸关时的所见所思。首联既点明了诗人观察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对环境大背景的刻意渲染。颔联写诗人看到的景象，一副冰雪凄迷，前途艰难之状，暗示了诗人对自己的仕途丝毫看不懂前景，感到无可奈何。颈联总结此次出塞的收获，诗人看到时局混乱、阴暗，良臣进阶无路，因此失分失望、愤懑，想到了暂居家中以修身养性。尾联追述先贤在时局混乱时退居草莽，相机而作的故事。全诗情景交融，前四句写景，极尽凄美；承此而总结此次出使的收获，但到此时不是报效朝廷的时候；于是追述先贤，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归去”之念。但诗人的“归去”不是真的归隐，而是为了出仕，是保存实力，积累力量的行动。

　　第三首诗言辞愤懑，其中的景物描写耐人寻味。全诗先写自己忙碌而无所作为，表达了对此种生活的厌倦；随之又很自然地流露出对身居卑职的无奈；连看到的景物也仿佛助长着诗人的这种情绪；最后诗人终于在反复思索、对比后，愤而表露出弃官而去的心志。《旧唐书》载：“（适）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这段记载这与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十分切合。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的是一位少妇春日怀念远人的情态、心理，景物描写和人物刻画都显出相当的功力；而且互相映衬，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上片全是写景。“秦楼东风里”四句，写春归燕回、馀寒犹峭之状。一开头就点出“秦楼”，使描写的环境带有确定性，这对读者理解词意大有好处。秦楼，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李白《忆秦娥》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皆指闺楼。由此可知，词中所写，景是“秦楼”中景，人是“秦楼”中人；于是，人物思想感情的社会性，就有了明白的着落。“东风”轻拂，“燕子”归来，这都是春回大地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不要轻轻放过了“燕子还来寻旧垒”这句话，要注意它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它是为人的不归作反衬的，我们读到后面自会明白。词人手笔，总是这样地一箭双雕。这四句写的是室内的春景，是“秦楼”人所见所感的春景，并暗示出女主人公慵懒困倦、日高未起之态，带有淡淡的惆怅情调。

　　“嫩草方抽碧玉茵”四句，从户内写到户外，描画出一派明媚的春光。作者摄取了四种景物：地面的嫩草，地上的垂柳，空中的黄莺，水中的游鱼，水陆空三维空间，交织成立体的画面，传达出绚丽的色彩。这里使用了两个借喻：以“碧玉茵”（像碧玉一样青绿的毯子）喻嫩草，以“黄金蕊”喻新出的柳条，都借联想而增加了景观的魅力。四句的动词也用得很好：嫩草是“抽”出的，“媚柳”是“窣”（从穴中突然冒出来）出的，黄莺在鸣“啭”，鱼儿在“游”动，可谓各尽其妙，各得其所。“上林”、“春水”，为鸣莺、游鱼布置了适宜的活动环境，相得益彰。

　　下片转入写人。“几曲阑干”四句，写佳人倚遍“秦楼”阑干，看到桃李又换了一番新花新叶，──这意味着一年又过去了，而意还没有回来，这触起了她的愁思，不觉潸然泪下。“梅妆”用的是寿阳公主的典故。《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说：“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这里泛指妇女面部化妆。“梅妆泪洗”即涂了脂粉的脸上流下了眼泪之意。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外部动作，而以“应怪归迟”点明动作的原因，其悲怨愁苦之态如见。

　　“凤箫声绝”四句，写对方离去后音信杳然，使佳人思念不已。古代传说：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女儿弄玉嫁给他，数年后二人升天而去（见《列仙传》）。这里借用这一故事，以“凤箫声绝”指男子的离去。“孤雁”、“双鲤”都用了典。前者出《汉书·苏武传》，汉使诈称汉昭帝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上有苏武捎来的帛书。后者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因此，这两个词都是寄书的代称。而“沉孤雁”、“无双鲤”，就是指对方没有来信。但是，即使男方相隔云山万重，佳人的心还是神驰千里之外，萦绕在他的身边的。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内心活动，浓情厚意，溢于言表。以后刘过《贺新郎》（老去相如倦）结云：“云万叠，寸心远”，殆出于此。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词采取以春景的明媚来反衬离人的愁思的手法。“嫩草方抽”，“媚柳轻窣”，“莺啭上林，鱼游春水”这是当日佳人与所欢行乐时所见的美景，如今这一美景又已重现，但是所欢却已不在身边；去年的燕子还懂得回来寻找旧垒，而心上人却一去不归；这怎能不令她阑干倚遍，泪洗梅妆呢。这样写，效果是动人的。词的语言明白、朴素（有些地方略显粗糙），表达方式显豁；虽有用典，但却是常见的：具有民间词的特点。它的作者，估计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读书人。

　　首联，先推出“望海楼”“护江堤”，是因为楼高、堤长足可贯领通篇，它们在辉彩早霞、泛光晴沙的映照下，一“明”一“白”，渲衬成一派秾丽畅朗的气氛，渐启以下佳境。在这里，“照”楼曙踏和霞光属客观现象，“踏”堤遨游则是游人的兴趣，一静一动，皆从诗人眼中见出，紧扣题目的“望”字。诗中原注：“城东楼名望海楼”，又杭城临钱塘江，故筑堤。次联转过一层，始引出显著的季节特征：春潮汹涌，夜涛摩荡，声响直振吴山顶的伍公庙；柳枝掩映，苏小家正当新绿深处，春光似乎就凝汇在她如花的年华和火一般的热情里……这两句声踏交织、虚实相衬，分别从视听感知里生发出“夜入”“春藏”的美妙联想，一并融进涵纳着深沉悠远的历史内容的“伍员庙”“苏小家”里，使古老的胜迹超越时空，带上了现实感，并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

　　第三联从前面连辐直下的四处景点移开目光，注视到民俗人事上来。江南丝织业繁盛，故诗中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物产》记载，这是绫的花纹；又当地产美酒，诗中亦自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这里特以二者并举，描写杭州女工织艺的精巧和当时人们争饮佳醪的民俗风情，勾勒出繁荣兴旺的社会景象。而“红袖”与“青旗”、“柿蒂”与“梨花”的颜踏对照、品物相衬，更象一幅工丽雅致的画图，流溢着浓郁活泼的生活情趣。尾联以登高远眺所见的阔大场景收束，暗与首句照应。“湖寺西南路”，指由断桥向西通往湖中到孤山的长堤，两旁杂花草木密布，诗中自注说：“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请看，满湖清波如同少女的彩裙飘动，白堤上烟柳葱茏，碧草如茵，就像少女裙上的绿踏飘带。上句就“谁开”提唱，故设问答，接着用了“裙腰”这个绝妙的比喻，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西湖，仿佛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少女的化身。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