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一向被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便是从赋后始。其实此赋中登徒子,说他是一个谗巧小人还可,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赋中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他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好色。作者描写的登徒子妻岂止是丑,简直令人恶心,而登徒子“悦之”,若好色如登徒子,可称为“色盲”。其实,作者是根据《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推而广之,目的是指斥嫉贤妒能的谗巧小人而已。同时,更是借章华大夫的“‘发乎情,止乎礼’来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李善《文选》本赋注),曲折地表达讽谏楚王之意。
此赋写了三种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登徒子是女人即爱;宋玉本人是矫情自高;秦章华大夫则好色而守德。作者以第二种自居,是为了反击登徒子之流,实则作者赞同的是第三种,即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态度近于人性而又合乎礼制是我国古代文人大夫对待两性关系代表性的态度。和道学家或滥淫者比较,这确也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反映。
此赋极尽刻画之形容,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这种方法,继承了前人,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此赋的描写更细腻更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这篇《登徒子好色赋》问世以后,登徒子便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然而只要细读此文,就不难发现,登徒子既不追逐美女,又从不见异思迁,始终不嫌弃他那位容貌丑陋的妻子,这实在非常难得。登徒子在夫妻生活方面感情如此专一,绝非好色之徒所能办得到的,因而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的必要。
宋玉此赋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烘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美女的肖像。文中有这么几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段话不但一直被后世引用,而且还有人仿效其方法写作。如乐府民歌《陌上桑》在描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究竟有多么美丽,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只写出挑担子的人撂下担子,青年人脱下帽子,农夫忘记了犁地和锄草,甚至招来家人的怨怒,就因为观赏罗敷去了。这种描写美女的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滨,在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歌时,也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歌词中是这样描写那位美貌牧羊姑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人们为什么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呢?就因为那位牧羊姑娘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乃至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愿变一只小羊,躺在她的身旁,每天让她用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黄梅戏的《夫妻观灯》,也是同样。正月十五元宵夜,一对年轻夫妻去观花灯,看着看着,小伙子对周围观众不去看灯,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漂亮的妻子看很是不满。用此种烘托的手法去描写美女,可说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追本溯源,盖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欢爱的词,写的是一个繁花盛开、月光淡淡的夜晚,一个少女与情人幽会的情形。
上句以夜景铺垫,黯淡的月,迷离的雾,给半夜悄然赴约,生怕被人发觉的女主人公一点方便,暗影中的明艳花朵象征着偷偷幽会的少女的娇媚和青春。女子呼男子为“郎”,说明她的心已然相许了。如今主动前去践约,恐怕曾经多次犹豫才有今天的决心的。
下片写幽会的中心,更加精彩:“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女子走到践约之处——画堂西畔,一眼瞥见等待她的情郎,便扑过去,紧相偎倚,身子微颤着,好一会儿享受着难得的欢乐。词人用了一个“一向”,一个“颤”,描摹女子的情态,可谓大胆的暴露,狎昵的极度。
末二句描摹女子的言语,更是写实之笔:“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越礼偷情,幽会不易,感郎挚爱,今来就郎。“任你恣意爱怜吧,我只珍惜这幸福的一刻!”女子如此毫无忌讳地吐露爱情,真令男子销魂无限。只有后主之情和他的笔,才会把本人的风流韵事传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从这首词看,李煜是如何擅长写人物。他以白描手法,认真细致地描摹人物的行动、情态和语言,毫无雕饰和做作。只凭画面和形象,便做成了艺术品。不过如此狎昵的猥褒的内容,不足为法。和古代《诗经》、《汉乐府》五代诗词向等描摹妇女的热烈坦率的爱情、反叛坚定的性格的那些名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煜的这首词,极俚,极真,也极动人,用浅显的语言呈现出深远的意境,虽无意于感人,而能动人情思,达到了王国维所说“专作情语而绝妙”的境地。
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