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残败的柳树、枯萎的荷叶让客居异乡的人倍感凄凉,站在高处独自面对萧瑟西风。
临安城中繁华无限,是因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有王气存在。
湖水清澈、古塔秀丽、寒屿等意象描绘了一派静谧的阔大之景,在夕阳的映照下,小魏从远处的江上归来。
北望中原地区不知在何方,劳碌半生只是落得双鬓白发。
注释
魏阙:宫门上巍然高出的观楼。
寒屿:寒冷的小岛。
鬓毛:鬓角的头发。
这首到写于南可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可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到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可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到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舟”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舟;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舟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桂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可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可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到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到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可都城,因而到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舟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温庭筠共写过六首内容相仿的《更漏子》。这首《更漏子》,借“更漏”夜景咏妇女相思情事,词从夜晚写到天明。
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景语,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含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流露出来了。“画堂”,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句紧承上句,说红蜡所映照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它们是有意、无意,但在她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抑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陈匪石云:“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旧时月色斋词谭》)这里“融情入景”是逐步深入的,至“偏照”始喷涌而出。
“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便完全不同了。“薄”字形容眉黛褪色,“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她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衾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它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写出了人的感觉:衾枕生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之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串了起来。
上阕写画堂中人所见,下阕从室内转到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呼应,可见“秋思”即是离情。下面再作具体描述:“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潇潇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珠洒在一张张梧桐叶上,滴落在窗外的石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她的离情连绵无尽。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由玉炉生香、红蜡滴泪的傍晚,到闻“三更雨”,再看“滴到明”,女主人公的彻夜不眠,当然更非“一个愁字了得”了。
这首词通首写画堂人的“秋思”“离情”,上阕的意境,在《花间集》中颇常见,下阕的写法则独辟蹊径。陈廷焯说“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文章之厚。其实,“用笔快”如果一泻千里,言尽意止,固然不好;但这里并非如此。谭献说“梧桐树”以下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书法中的所谓“垂”,指竖笔;在作竖笔时,最后须往上逆缩一下,使字体不失其气势。比之于词,即是看似直率,纵笔而下,但须顿挫深厚,跌宕而有情致,似直而实纡也。《更漏子》下阕,写梧桐夜语,正有此特色。这里直接写雨声,间接写思妇,亦是“夜长衾枕寒”的进一步说明;但整夜不眠却仍用暗示,始终未曾点破,这就是直致中有含蓄之处。所以说此词深得书家 “无垂不缩”之法,即是指它“直说”中仍适当地配合以“含蓄”,否则便会使人有一览无余、索然寡味之感了。宋人聂胜琼《鹧鸪天·别情》词有句云:“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当是从此词脱胎而来,写得语浅情深;但全词并不像此词上下片浓淡相间,又缺乏转折变化,相较之下,韵味亦是略逊一筹。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