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得很有特点，写景抒情，形神兼备。在对新安江清澄空明的景色的描写中，实际上渗透着诗人对喧闹都市和仕途的厌倦之情。
古诗开始两句破题，诗人乘舟溯流，泛临新安江上，发现江上风景非常优美，心情为之一振，不由发出“兹川信可珍”的由衷感叹。
接下四句，即承“兹川信可珍”意，铺陈描写。无论深处还是浅处，江水都清澈缥碧，略无一点一滴浑浊；无论春天还是秋天，江水都皎若明镜，不沾一丝一毫尘埃。江水简直清澈透了。所以，透过千仞江水，沿江山峰上苍松碧树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见；俯视百丈水府，神情自若、倏忽往来的游鱼也络绎分明。“千仞”、“百丈”，极言江水之深——江水深深如许，而仍能映见乔树，忽闪游鱼，则一湾碧如玉清如月的新安江水，宛然可见。“写”、“见”二字，逼现水底奇景异观，直将江水之清莹缥碧反映出来。总此四句，诗人通过绘写江水之“深”，衬写出江水之“清”，以至使人感到虽深犹浅。这就是诗题中点出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的韵致。新安江之“信可珍”，正在于它的“清”。
京官外发，一般都具有贬的意味。沈约此后曾致书徐勉，中有“出守东阳，意在止足”之语（见《梁书》本传），颇有点自宽自慰自我解嘲的意思，可见当时他的心情还是比较低沉的。世事浑沌，祸福难倚，万物皆空矣，由此，修行励志、洁身自好的独善其身的念头便油然而生。接下六句便是抒发这一情怀。
七、八二句分用两个典故。沈约用此二典，前句顺用，后句反用，都为一意：沧浪之水有混浊的时候，清济之水也有干涸的时候。既然如此，那么“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诗人想到，既然自己时运如此不济，既然自己不能随世沉浮，那么，此次前往东阳，便与京师嚣世自然隔绝了，可以自由自在徜徉山水，泛咏皋壤，过上一段清静优闲的日子了，就不必还要假藉沧浪之水来洗濯衣巾、涤神爽志了。正点出此旨。细加品味，诗人言语之间颇有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般的庆幸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自“沧浪”句以下，诗已转入抒情；但紧跟“岂若乘斯去”，却落“俯映石磷磷”一句，又回到写景，似颇突兀。实际上，这正是匠心独运之笔。抒情伊始，嵌入一句写景，首先便将诗意荡漾开去，在诗法上，恰似淡云出岫，显得舒展自如，张弛有度，而且，磷磷水中之石，棱角分明，自有一种清峻坚劲的品格在，诗人俯瞰其貌，不期然唤起了崇敬和向往之意，仿佛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映现出了自己的影子。所以，突入此句，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宣言和戛戛独造的峥嵘品格的展现，暗寓了诗人此去东阳的人生追求。谓之神来之笔，殆不为过。
最后，诗人似乎意犹未尽，寄语京城中的朋友：“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言语之中，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此句收束全篇，照应诗题，显得周到而严密。诗人的精神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不但洋溢出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愉快之情，更抑制不住透露出一种俯视人寰的超脱和自豪之感。
诗人是久经官场沉浮了，对于一般的荣辱升迁，似乎并不特别放在心上。他以极平静的心情，欣赏新安江的清绮风光，描绘新安江水的清浅透澈，从而折射出诗人的清思洁想。而只是在游览的观想和反思之中，才逐渐流露出了身世之感和隐退之意，并由此反映出由苦闷、沉郁到解脱、轻松的复杂的思想历程，沉稳，老到。反映到文思上，便显得从容不迫，纡徐有致。从写景到抒情，从构句到用典，笔调细腻，婉转多姿，转换贴切自然，景、情、理络绎生辉。在庄重、澹淡的风貌中，显现出圆熟、深沉和隽永的神韵。
上片起文随新意，“鹊声迎客到庭除。”不写客来而用象征吉祥的喜鹊着笔，由其欢快的声音引出来客，使人未闻见其人，先感到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问谁欤？故人车。”既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承接了前意，又使人进一步产生一种渴望，只见到车未见到人，仍然感到一种渴望。“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终于见到从车中走下来的是千里迢迢而来，满身灰尘的老友。一句“尘色半征裾”衬托主人见到友人既惊又喜的心情，喜的是千里之外相见，惊的是征尘沾满身。一个“半”形象说明灰尘之多，相见之不易。终于在主人且惊且喜的心情见到了客人。“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词人笔锋一转，避实就虚，不言如何好好款待、细细攀谈的相见之景。而却从侧面写出殷勤待其侍从的表现。“珍重”三句，写主人待客之殷勤。留客本为常事，此处因是老友，主人盛情款待，故用“珍重”二字，宴会气氛之热烈，酒宴之丰盛，尽在此二字之中。不写待客人之酒宴，只写款待客人仆马，从侧面写出主人的盛情，进而看出他们之间情谊之深挚。迎客、待客层次井然，由远而近，渐次清晰。“奴白饭，马青刍。”出自杜甫《入奏行》中“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之句，顺手抄写，自然贴切。
下片写与友游乐，游湖赏景对饮之趣。以铺写景物发端，巧妙承上启下：延友游乐，极尽东道之谊，是上片“留客意”的继续，真所谓语断而意不断；赏花东城，是介绍时间、地点，为下片游乐张本，为分别作铺垫。“雪模糊”二句继续写景，以雪花比杏花，简单六字，便勾勒出一幅仲春图画：杏树匝匝，白花纷纷，透过那树间花隙看去，只见一泓春水，满湖涟漪。“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短短几语把游乐的景色——千株杏园，洁白的杏花，以及树间花隙中隐隐闪现的一湖春水映上眼帘。“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绮丽春光之中，但见主客开怀畅饮，觥筹交错。主客相会畅叙，相得之乐；相处之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末笔词人笔锋又转，文势随之一折，留聚虽乐但也难脱别离。因而在别去之后。希望老友回到故乡，见到亲朋好友之后不要忘记“我”。“东垣”今河北正定，词人的故乡，也是客人此去的目的地。回到故乡，见到亲友，总会谈及词人的情形，因而称为“归报”。下片虽写景用词颇多，但着意点，即末尾三句却把词人心中愁思写得更加浓愈了。“曾念我，醉狂无？”表面上潇洒，而实则沉重。
此词写客中送客的情态。上片起调不俗：“鹊声迎客到庭除”，以下描写远客乍至的惊喜与忙碌。下片移情换景，续写“留客意”。“归报”以下三句，笔势陡转，由留处之乐，衍为别去之念，不说我怀念故人，而以故人是否忆念我一问煞拍，其笔致通脱潇洒，巧妙地传达了词人乐极生悲的心境。
上片开头便由骑马出游写起。先写骑马出游的风貌。“一帽红尘”，点明出游时风尘仆仆， 同时，还说明了出游所经之路是尘埃飞扬的闹市。再写骑马出游的行踪，以“韦杜人家北”代指清都京师中的显贵豪门的住宅区。随后， 写所见到的显贵豪门住宅区的楼台，并以“满城风色”作比，认为有“隔”。作者在此未发一个议论， 但却表示了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
下片转写飞鸿南去。飞鸿飞去的地方正是作者家乡所在的江南，于是，禁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而“目送飞鸿”，一直望到飞鸿的影子在远天消失。作者的思乡之心便飞过了隔绝的关山，从千迭的乱云中穿过，想象到家乡可能也正是千里飞雪。下片写南去的飞鸿，进而抒发了思乡之情，表面上看来与上片表达的思想关系不大，实际上，越写思乡之切，就越使得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更加鲜明。
词的上、下两片，虽各有侧重，但又是完整的一体。两片相接，照视线的移动，由望高楼到望空中，再到望飞鸿，合理而自然。全词无议论，以形象的语言写所见、所想，再透过所见、所想显露出要表达的思想。写所想，能驰骋想象，飞过关山，穿过乱云，展现了千里飞雪的壮阔图景。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