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
全诗共六章，一、四、五章每章六句，二、六章每章七句，三章五句。前五章写殷高宗武丁中兴之事，最后一章写高宗寝庙落成的情景。
这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色，是各章都有它描写的侧重点。第一章言武丁伐楚之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二句，表现了武丁对楚用兵的勇猛神速。“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写出武丁的军队是在突破险阻中取得节节胜利。“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特别点明武丁之所以能征服荆楚之地，那是因为他是成汤的后世子孙，理应有所作为。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向）”二句，从荆楚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它理应俯首听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是以成汤征服氐、羌的先例来告诫荆楚归服，可谓是“刚柔并举”。第三章只有五句，可能有脱文，是写四方诸侯来朝。说殷武丁秉承“天命”统治诸侯，因之诸侯入国朝见天子、在封地勤治农事，都是他们应尽的职守。第四章，进一步申述武丁是受“天命”的中兴之主，人民百姓只能安分守己，按商朝的政令行动。第五章，写商朝的国都西亳地处中心地带的盛况，这里曾是中兴之主殷武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故特别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两句诗来渲染它，而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说他“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并不过分。末章描写修建高宗寝庙的情景，用“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两句诗作比兴，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有象征意义，象征殷武丁的中兴业绩垂之不朽。
这首诗在用韵上也有其特色。第一章句句用韵，“武”“楚”“阻”“旅”“所”“绪”同叶鱼部韵；第二章除“维女荆楚”一句不用韵，其余句句用韵，“乡”“汤”“羌”“享”“王”“常”同叶阳部韵；第三章句句用韵，“辟”“绩”“辟”“适（谪）”“解（懈）”是锡支通韵；第四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监”“严”“滥”“遑”是谈阳合韵，“国”“福”叶职部韵；第五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翼”“极”叶职部韵，“声”“灵”“宁”“生”叶耕部韵；最后一章句句用韵，“山”“丸”“迁”“虔”“梃”“闲”“安”叶元部韵。由于末章用元韵一韵到底，颇能渲染出宗庙落成的喜庆气氛。
上阕“我又南行矣！”一声惊叹感喟语劈首揭出，便现突兀倔傲之势，然而，这并非故作姿态，实在是积郁不平的迸发，所以才含蕴丰厚、情意挚深，足可振起通体，为下面开出无限天地，直注终句。“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是写一己的生活遭际。龚自珍去年春天方于苏州结缡，新妇系外祖父段玉裁之女孙段美贞，现在她留居龚父丽正徽州官舍，南北离居； “笑”，笑我为了微末功名奔波风尘，不惜割舍新婚后的旖旎柔情没有什么价值。如今落第返归，情怀自能想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又是换一种说法。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词中反其意用之，谓即使文章佳绝，为天下知闻，也不过空谈而已，于苍生国计没有切实补益。 “文章”，因为功名不就，故无法推行，方有上面流露出来的叹息。以下再进而申足此意：“似春水，干卿何事？”朝廷自有定策成计，所行止岂于彼一介书生相干，又岂肯听汝哓哓，这实在是冷峻之极的反语。
以上叙事抒怀，尽吐一腔垒块。后自‘‘暮雨忽来”到“去如水”四句则转笔写景，紧扣眼前见闻。骤然间暮雨急倾，鸿雁已惊飞，杏杳无踪，环顾天地呼啸、关山莽莽苍苍，一派秋声入耳动心，似乎也在催人归去，“去如水”，莫再迟回疑虑。句中的“客”当系自指，就南返行径所言，暗暗透出此次京都之行的失望。
下阕推想未来人生情景，表露胸中夙愿与壮志。“华年心事从头理”，经过屡次落第不遇的现实教训，懂得社会人生的艰难坎坷，就不再是那么单纯幼稚、仅凭一腔热情行事处世了，需要从新认识，估价早先的“心绪”。 “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汉·枚乘《七发》有广陵观潮的描写，认为功用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榆弃恬怠，输泻滇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又《史记》载伍子胥吹箫乞食于吴市，以上藉旧典表明将不再继续皓首穷经、寻章雕句的腐儒岁月，而是冶游狂侠，浪迹江湖，这正属“心绪从头理”后的结果，因之接着叙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还拟延揽结交天下人才，共谋经国大业，而不只幻想依赖一二当权者了。
以上壮怀豪情足可以惊动人心，便觉秋去春来，荣枯递代，天下事无逾此理者，不必拘拘于一时成败。结拍“木叶怨，罢论起”，借现事以归束全篇。
这首词因落第出京触引，叙事咏怀，纵横倾泻，直觉—派沉郁悲慨之气勃然纸上，而柔情侠骨交注笔端，咳唾珠玉随处生发，正属定庵的一贯格调。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