酺指的是百姓聚集在一起饮宴。古时国家有“吉庆”事，允许百姓聚饮。其中一首《大酺》作于公元689年（永昌元年），因武则天选择正月庆祝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杜审言的诗从正面赞颂武则天的功德。
而这首《大酺》诗，大概作于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因此诗里有“火德云官”之称。因为以五行相推武周是火德。这首《大酺》诗写得别开生面，突出表现民间的欢娱，那热闹的场面如同庆丰收或过传统的盛大节日一样，传达了诗人与民同乐的情绪。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是禁止百姓聚饮的，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唐亦有类似规定。百姓平时难得有欢聚开怀畅饮的机会，所以“大酺”时民情振奋，钟鼓齐鸣，欢声雷动。从诗中表现出百姓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这首诗发端别致，起句七个字连举三个地名，毗陵、震泽、九州，而最后以一“通”字，把它们的关系明确固定下来，构成一个恢宏辽阔的意境。毗陵代指诗人当时任职的江阴县，江阴为晋陵郡所属，毗陵为晋陵古名。诗歌常用古名，以求典雅不俗。同理用震泽不用太湖。“毗陵”、“震泽”除声音响亮、声调和谐外，还给人以丰富的意象。这句诗，从内容上看就是江阴通太湖达全国，但这句诗还为全诗布置一个旷大的背景，以利于感情的铺陈。诗题为“大酺”，不便从小县写起，因此诗人从大处落笔，以毗陵、震泽通天下包举全国。次句接以“士女欢娱万国同”，指男男女女饮酒作乐，欢度这普天同庆的日子。
颔联具体叙述“士女欢娱”的景象。诗中只选择了“伐鼓撞钟”的场面，并以“惊海上”的夸张表现了庆祝活动声势的浩大。又以“新万袨服”光彩“照江东”来渲染庆祝场面的热烈壮观。清《石园诗话》认为这联诗与“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等均为审言名句。
颈联“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写景兼抒情。梅花飘落，柳叶新发，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季节。皑皑“白雪”，阵阵冷香，青青柔条，丝丝暖馨，形成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春，即使万象更新又给人以希望。柳遇好风，比喻民逢明君，暗寓皇恩浩荡如春风。
尾联以赞颂和祈愿作结。“火德云官逢道泰”，是写武则天顺民意得大道，文武群臣时运亨通。“天长日久属年丰”，承上句意，为百姓祈福，但愿国家长存，年年岁岁五谷丰登。诗以民情开始，又以写民愿作结。首尾相应，自然浑成。
杜审言这首《大酺》正如胡应麟所评说的“极高华雄整”。若就其所要表现的《大酺》主题来说，其形式是精美得当的，而且内容和形式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气象博大，给读者以高华雄整的美感。这虽然与造意取词、取象设色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诗人的心胸和气质以及艺术修养等。
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