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难原上高飞翼，独把霜枝了岁寒。
急难原上高飞翼，独把霜枝了岁寒。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薛宝琴是“四大家族”里的闺秀，豪门千金的“奢华”气息比其他人都要浓些。小说中专为她的“绝色”有过一段抱红梅、映白雪的渲染文字。她的诗犹如是在作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