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
上片起文随新意,“鹊声迎客到庭除。”不写客来而用象征吉祥的喜鹊着笔,由其欢快的声音引出来客,使人未闻见其人,先感到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问谁欤?故人车。”既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承接了前意,又使人进一步产生一种渴望,只见到车未见到人,仍然感到一种渴望。“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终于见到从车中走下来的是千里迢迢而来,满身灰尘的老友。一句“尘色半征裾”衬托主人见到友人既惊又喜的心情,喜的是千里之外相见,惊的是征尘沾满身。一个“半”形象说明灰尘之多,相见之不易。终于在主人且惊且喜的心情见到了客人。“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词人笔锋一转,避实就虚,不言如何好好款待、细细攀谈的相见之景。而却从侧面写出殷勤待其侍从的表现。“珍重”三句,写主人待客之殷勤。留客本为常事,此处因是老友,主人盛情款待,故用“珍重”二字,宴会气氛之热烈,酒宴之丰盛,尽在此二字之中。不写待客人之酒宴,只写款待客人仆马,从侧面写出主人的盛情,进而看出他们之间情谊之深挚。迎客、待客层次井然,由远而近,渐次清晰。“奴白饭,马青刍。”出自杜甫《入奏行》中“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之句,顺手抄写,自然贴切。
下片写与友游乐,游湖赏景对饮之趣。以铺写景物发端,巧妙承上启下:延友游乐,极尽东道之谊,是上片“留客意”的继续,真所谓语断而意不断;赏花东城,是介绍时间、地点,为下片游乐张本,为分别作铺垫。“雪模糊”二句继续写景,以雪花比杏花,简单六字,便勾勒出一幅仲春图画:杏树匝匝,白花纷纷,透过那树间花隙看去,只见一泓春水,满湖涟漪。“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短短几语把游乐的景色——千株杏园,洁白的杏花,以及树间花隙中隐隐闪现的一湖春水映上眼帘。“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绮丽春光之中,但见主客开怀畅饮,觥筹交错。主客相会畅叙,相得之乐;相处之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末笔词人笔锋又转,文势随之一折,留聚虽乐但也难脱别离。因而在别去之后。希望老友回到故乡,见到亲朋好友之后不要忘记“我”。“东垣”今河北正定,词人的故乡,也是客人此去的目的地。回到故乡,见到亲友,总会谈及词人的情形,因而称为“归报”。下片虽写景用词颇多,但着意点,即末尾三句却把词人心中愁思写得更加浓愈了。“曾念我,醉狂无?”表面上潇洒,而实则沉重。
此词写客中送客的情态。上片起调不俗:“鹊声迎客到庭除”,以下描写远客乍至的惊喜与忙碌。下片移情换景,续写“留客意”。“归报”以下三句,笔势陡转,由留处之乐,衍为别去之念,不说我怀念故人,而以故人是否忆念我一问煞拍,其笔致通脱潇洒,巧妙地传达了词人乐极生悲的心境。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