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词人从想象出发,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南归故里的友人严绳孙的生活场景,从藕荡垂钓、五湖泛舟,到执笔挥墨、烹茶品茗,无不彰显着友人的隐逸生活,描绘出友人怡然自得、自在陶然的情态。
上阕开首一句,言荪友过着隐逸高致的生活,桥边垂钓,五湖泛舟,自在陶然之极。“埋”字表现出欣于垂钓,陶然忘机的沉醉情形,让人生出无限向往之心。“西”、“东”二字,分明有着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飘逸,不禁令人歆羡。“五湖”作为诗歌套语,有归隐不仕的之意,词人用五湖诗词意象,苎萝指向西施,湖指向范蠡,归隐的意思就这样表达出来了。此处明写地点,暗述隐逸情怀,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是“笔床茶灶太从容”,典出《新唐书·陆龟蒙传》,龟蒙不喜欢与世俗之流交往,便人家登门造访他也不肯相见,行总会带着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此言友人或执笔写写画画,烹茶品茗,容自乐。这种徜徉山水、从容度日的方式,是自来遁迹山林者所乐的境界。
夏日的藕荡桥边,绿水青青,河柳依依,湖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你坐在湖畔,执一竿钓竿,沉醉于湖底鱼群的自由之态。偶尔抬头,苎萝山就从西边出现,回首,又看见太湖在东边流淌。于是,你执笔研磨,描画江山绿水、飞鸟香荷,更有旁边茶炉白烟袅袅、清香四溢。
这种从容度日、归隐山林的方式,如此的闲适超脱。上片由景入笔,又以景写人,很好地刻画了荪友的山水性情,也透露出容若对荪友这种潇洒悠闲生活的赞赏和向往。
下片“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二句继续承袭上片的闲适之意。“短墙银杏”、“高阁玉兰”有了“雨”和“风”,显得更加动人。“况有”和“更兼”二词更是把这种怡然自得的闲适情怀表露无遗。末句“画眉闲了画芙蓉”。“眉”在这里历来注解引用的是“张敞画眉”的典故,“芙蓉”当做“荷花”解,意指荪友家庭生活和谐,夫妻和美。其实“芙蓉”指无锡的“芙蓉湖”,意指闲暇之余游逛芙蓉湖,寄情山水,妙哉妙哉,更能照应前面的“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的意境,矮墙边的银杏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娇俏可爱地招摇着;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这样闲适而美好的日子,笑看她的容颜,执画笔轻扫蛾眉,然后一起泛舟湖上。
纵览全词,词人采用了对写法,且全篇皆为想象之语,此种写法便显得更为深透,更好地表达出词人对南归友人的思念之情。画眉闲了画芙蓉桥边垂钓,五湖泛舟,纵情山水自得陶然之趣;寄情笔墨,烹茶品茗,身无旁骛平添从容之乐。一想那矮墙内银杏在雨中摇曳,高阁上玉兰在风中弥香,人生的恬淡、志趣的高远皆尽于此。更得佳人相伴,笔墨闲情之外平添画眉之乐,足以让人心神向往。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16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20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