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春伤怀之作。
该词上阕，词人描写眼前所见之景，意境凄凉。通过对面前的景物如雨后的樱桃、东风中的莺啼等的描写，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伤感以及对故人的怀念与深情。词首句起势不凡，为全篇定下了留春不住而辗转憔悴的情感基调。起首二句营造了一种与欧阳修《蝶恋花》“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相类似的氛围和心境：同样的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
下阕，词人由怜惜转为伤怀。 “黄昏清泪阁，忍便花飘泊”是倒装句。词人实在不忍香到春天的花瓣都飘零凋落了，夕阳黄昏之中，他只得泪眼盈盈。而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一声黄莺的啼叫顺着东风飘忽而至，唤起了词人对二月阳春的深情。末句， “消得一声莺．东风三月情”。“消得”本来是经受得住，这里谓无法经受，因为这一声莺啼。唤出了“东风三月情”：此处“三月情”应指惜春之情，但此词似含有一段隐情，表面上是欲留春住，其实是想留人，想留而不能留，或才是诗人的心痛处。
全词表达了词人伤春感怀之情，该词延续了词人一贯的悲愁之风，这种不事雕琢的凄凉愁苦之情最能触动人心。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是一首登高抒怀之词。全词由词人登上黄鹤楼所见之景发端，追忆了昔日汴京城的繁华，再回到眼前讲述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情景，最后怀想来日得胜后的欢乐之情，抒发了词人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和光复中原的强烈愿望。
这首壮词采用散文化写法，可分四段，层次分明。
从篇首到“蓬壶殿里笙歌作”为第一段。写在黄鹤楼之上遥望北方失地，引起对故国往昔“繁华”的回忆。“想当年”三字点目。“花遮柳护”四句极其简洁地写出北宋汴京宫苑之风月繁荣。万岁山亦名艮岳。据《宋史·地理志·京城》记载，徽宗政和七年始筑，积土为假山，山周十余里，堂馆池亭极多，建制精巧（蓬壶是其中一堂名），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此，专供皇室游玩。“珠翠绕”、“笙歌作”，极写歌舞升平的壮观景象。
第二段以“到而今”三字提起（回应“想当年”），直到下片“千村寥落”句止。写北方遍布铁蹄的占领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惨痛情景。与上段歌舞升平的景象强烈对比。“铁蹄满郊畿，风尘恶”二句，花柳楼阁、珠歌翠舞一扫而空，惊心动魄。过片处是两组自成问答的短句：“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战士浴血奋战，却伤于锋刃，百姓饥寒交迫，无辜被戮，却死无葬身之地。作者恨不得立即统兵北上解民于水火之中。“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这远非“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悲泣，而言下正有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猛志。所以紧接二句就写到作者心中宿愿——率领劲旅，直渡黄河，肃清金人，复我河山。这两句引用《汉书》终军请缨典故，浑成无迹。“何日”云云，正见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最后三句，作者乐观地想象胜利后的欢乐。眼前他虽然登黄鹤楼，作“汉阳游”，但心情是无法宁静的。或许他会暗诵“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而无限感慨。不过，待到得胜归来，“再续汉阳游”时，一切都会改变，那种快乐，唯恐只有骑鹤的神仙才可体会呢！词的末句“骑黄鹤”三字兼顾现实，深扣题面。
在南北宋之交，词起了一次风格化的变化，明快豪放取代了婉约深曲，这种艺术上的转变根源却在于内容，在于爱国主义成为词的时代性主题。当时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多是主战派人士，包括若干抗金将领，其中也有岳飞，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的。这首《满江红》即以文法入词，从“想当年”、“到而今”、“何日”说到“待归来”，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结构层次分明，语言洗练明快，已具豪放词的一般特点。
这首词描写了一位恋爱中的女子赴约前后一波三折的情绪变化，开篇描写了她赴约前的抑郁苦闷，歇拍及过片描写她占卜后得到吉兆的欣喜若狂，末二句则描写了她赴约时的失望和痛苦。此词全篇充满生活情趣，生动地展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相当真切地再现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追求幸福爱情的心灵世界。
词起笔以“殢酒情怀，恨春时节”表现出她的情绪非常不好，这应是因他们爱情出现了波折或变故而引起的。
“殢酒”是苦闷无聊之时以酒解愁，为酒所病： “恨春”是春日将尽产生的感伤， “情怀”和“时节”都令人不愉快。“柳丝苍陌黄昏月”，是他们密约的地点和时间。
从约会的地点，大致可以推测女主人公属于市井之辈，如果富家小姐或宦门千金绝不会到此等巷陌之地赴约的。这样良宵好景的幽期密约，本应以欢欣的心情期待着甜密的幸福，然而这位市井女子却是心绪不宁，对于约会能否成功似乎尚无把握，于是在焦急无聊之中，想着试测一下当晚的运气。
“把君团扇卜君来”，即用情人赠给的团扇来占卜非常意外，她竟在近墙花丛之处扑着一双同宿的蝴蝶，惊喜不已，词情到此来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女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忽然变得开朗喜悦起来。下片顺承上片结句，表述新产生的惊喜之情。
“双蝴蝶”的吉兆使她喜悦，也感到有趣而可笑，甚至难以控制喜悦的笑声，这预兆又使她在惊喜之余感到羞涩和畏怯，而畏怯之中更有对幸福的向往，于是她高兴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己也觉得有似前春悠扬飘飞的雪花那样轻狂的状态了。这句为读者勾画出一位天真活泼、热情坦率的女子形象，显示出其个性的真实面目，也表现了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
但占卜的吉兆并不能代替生活的客观现实，随着相约时期的流逝，逐渐证实预兆的虚妄，因而词的结尾出现了意外的结局：情人无端失约了，这个结局好似让主人公从喜悦的高峰突然跌落到绝望的深渊，对她无异是又一次精神打击。
作者妙于从侧面着笔，用形象来表示。春夏之交的“夜寒”说明夜已深了，她一腔相思之情似游丝一样无物可以依附。梨树于春尽夏初开花，这里照应词开头提到的“恨春时节”。此时她已不再“颠狂”了，依在梨花下痴痴地不忍离去，似乎一时瘦削了许多，难以承受这惨重的打击。
这首小词语言不事雕琢，但却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作者通过典型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通过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使词情的发展由沉郁而轻快而沉郁，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而开朗喜悦而凄凉悲伤，这一变化过程既突然而又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这些都足以表现民间词所达到的较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