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遥望苍苍山林中的竹林寺,远远传来报时的钟响声。
他戴着斗笠身披斜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渐行渐远。
注释
苍苍:深青色。
竹林寺:在现在江苏丹徒南。
杳杳:深远的样子。
荷笠:背着斗笠。荷,背着。
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这首诗是作者写傍晚时分,送灵澈返回竹林寺的途中所见所感。灵澈上人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诗僧,俗姓杨,字源澄,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在会稽云门山云门寺出家,诗中的竹林寺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是灵澈此次游方歇宿的寺院。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借咏史以抒怀,本是诗人家数,昭君出塞,又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如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王安石的《明妃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元好问不畏前贤,推陈出新,突破了体裁和题材本身的局限,拓宽和加深了同类作品的内涵。
这首词的上片写塞外秋肃,昭君触景生怀,回顾汉宫旧事,心潮难平;下片前两句继续抒写昭君情怀,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全词音节浏亮宛转,沉郁顿挫;字面绮丽温润,震撼人心,可谓寓刚健于婀娜,变温婉成悲凉。
朔风惊沙,白雁掠霜,词人面对荒凉萧想的北地风光,俯仰千古,引人昭君出塞的历史画面。“白雁”在这里,不仅点明了时令,而且渲染了情境,昭君就是在这揪心的悲秋时节去国出塞的。“琵琶肠断”二句,是悬想昭君出塞的情景。传说谓昭君戎装骑马,手抱琵琶,一路弹奏着思归的曲调,则更把昭君的形象诗意化了。“紫台”,即紫宫,指长安宫廷。
过片二句说昭君当初寂寞宫中,无人过问。直到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临行之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旧爱”句言昭君一向顾惜自己的美艳容颜,“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因此而致远嫁匈奴,故翻自恨其有此“玉颜”也。元好问不像前代诗人或后世戏剧家那样,停留在同情或怨愤的情调,而是透过一层,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出塞、因而也不为后代诗人注意的千百宫女。
言“深宫桃李”,自不只谓昭君一人,不妨理解为:广大的闭锁深宫的女,虽然艳如桃李,却只能空自凋谢。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她们只能伴随着迟迟钟鼓、耿耿星河,终此一生。她们并不比王昭君更幸福,而是同样可悲。正如《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结尾两句,词人笔锋又转。从黛青的远山,想到昭君含愁感恨的双眉;因为有了前两句的铺垫,昭君就成为当时及后代所有言女的代表,“万古春山颦不尽”,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也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作者所指斥的不是--个汉元帝,他所同情的也不是一个王昭君,他凭着词人的直觉意识到,宫女的悲剧乃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种社会病,后人复哀后人,此恨绵绵,有如万古春山。
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不可确考,联系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它也反映了元好问内心的愁苦。岁月流逝,风物依旧,离井怀乡之情亦复相似。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基于对昭君的同情,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故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实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