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魏武帝治理的是整个天下,祢衡却把曹操当做虫蚁一样看待。
黄祖则是一个斗筲的小人,杀掉祢衡遭到千古的骂名。
祢衡曾在吴江即席写作《鹦鹉赋》,落笔便压倒在座的群雄。
字字铿锵如金玉,句句飞动似云龙。
不幸这只孤凤竟死在恶鹰的血爪下,这一千古悲剧使我伤情。
如同五岳在胸中,心中的起伏怎能平?
祢衡才高为什么得不到施展?只因见识短浅而丧失了性命。
就是因为他的孤芳自赏与刚傲,鹦鹉洲上至今不见兰蕙的踪影。
注释
鹦鹉洲:长江中的一个小洲,遗址在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
魏帝:魏武帝曹操。
祢衡:东汉末名士,字正平。《后汉书》有传。
黄祖:刘表部将,任江夏(今武汉武昌)太守。
斗筲人:谓小人。
“吴江”句:指祢衡在黄射大会宾客宴席上作《鹦鹉赋》。
鸷鹗:一种猛禽。喻黄祖。
孤凤:喻祢衡。
千春:语出梁简文帝诗:“千春谁与乐。”
天刑:语出《国语·鲁语》:“纠虔天刑。”
芳洲:语出《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下落笔,写他的性比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下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下傲岸的性比。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下,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作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下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下的遭遇愤然作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下比作孤凄的凤凰。祢下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作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作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下的才华作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比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下痛作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下孤傲的性比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下的作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下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诗首联就对,突破律诗常格,是学杜甫《登高》一类诗的痕迹。首句平平而起,感慨年华犹如逝水,笔势很坦荡。次句提出问题,指出朋友中这么多人,有谁能够建功立业图形凌烟阁呢?问得很自然,稍见有一丝不平之气透出,但不是剑拔弩张式的直露刻薄语。诗虽然用对偶,因为用的是流水对,语气直贯,既均齐又不呆板,这样作对是黄庭坚的拿手好戏。
“春风春雨”二句是名联,在对偶上又改用当句对,语句跳荡轻快。在诗意上,由上联半世交亲,几人得遂功名的感慨而联想到朋友间聚散无端,相会无期。在表现上只是具体说春天到来,满眼春雨春花,怅望江北江南,春水生波,浪花拍天。诗全用景语,无一字涉情,但自然令人感到兴象高妙,情深无边。黄庭坚诗很喜欢故作奇语,像这样清通秀丽、融情入景的语句不很多,看似自然,实际上费尽炉锤而复归于自然,代表了江西诗派熔词铸句的最高成就。
五、六句转入议论,以虚词领句,以作转折。诗说自己要解下官印,寻求人生的真谛,想来对方这样的金石交,一定会忘掉年龄的差异,共同研道。这两句得赠答诗正体,一方面表示自己对苏辙的人品仰慕,并恰到好处地进行颂扬,一方面又表明自己的心意志向。因为诗中加入了自己,便不显得空洞,不单是应酬,这样写就使被赠者觉得自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末二句又转笔,说自己与苏辙都在怀念自己的兄长,但欲归不得,空自惆怅,时光飞度,日月催人,二人都是满头白发了。黄庭坚与哥哥元明、苏辙与哥哥苏轼,兄弟间感情都很好,诗所以作双收,把共同的感情铸合在一起。诗又通过《诗经》典,写兄弟之情,与题目所说自己是和哥哥原韵相结合。这样收,含蓄不露,又具有独特性,所以方东树称赞说:“收别有情事,亲切。”
黄庭坚喜欢步韵以显露才气,同一韵,他往往赓和四五次之多。他曾经自夸说:“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入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在黄庭坚诗集中,次韵诗占了很大比例,如《戏呈孔毅夫》诗,用的是书、珠等窄韵,叠和了多首,都自然而富有变化,很见工力。但也有不少诗片面追求新巧,卖弄才气,成为后世口实。这首《次元明韵寄子由》是他叠韵诗中的佳篇,全诗四句,都用同一韵,虽是和作,但丝毫不见局促,为人称道。
其次,黄庭坚这首诗中间两联,一写景,一议论,写景时流丽绵密,议论时疏朗有致,轻重虚实,对比分明,一直被人当作律诗的样板。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这首诗中所写的丝纶阁、钟鼓楼,既表现了宫廷的特色,也指出了诗人“独坐”的原因是正在宫中值班。黄昏的皇宫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令人感到沉闷而百无聊赖,仿佛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但是按照规矩,值班的官员不能四下走动,这更将诗人困在了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里。在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天,诗人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公务,只有看看鲜花,听听刻漏声,打发着这空虚无聊的时光,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在这首诗中,诗人隐约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枯燥工作的失望,并通过对宫廷环境的描写,影射了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进而表达了对此的不满。
“独坐黄昏谁为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的诗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这样不乏幽默的语言,对自己寂寞的心情加以安慰,也嘲讽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无聊。一个“对”字,描绘出了诗人与花“相看两不厌”的情景,将诗人独自一人、无人相伴的情景烘托得更加生动,也将诗人闲坐无所事事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传神,使诗句更有情趣,充分地展现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全诗描写诗人当值丝纶阁,因无事闲坐而觉得刻漏声长,因寂寞无伴而端详紫薇花,又因端详紫薇花而感到更加寂寞,字句浅白、叙事清晰、说理明白,这正是白诗最大的特点。
如果将这首诗与周必大的《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洪咨夔的《直玉堂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都写了宫禁的静穆以衬托皇宫的庄严,都写了紫薇花以突出翰林院、中书省的工作性质,都表达了几分得意之情,以显示受到皇帝的恩宠是很荣耀的事。则此类诗的写作缺乏创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