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这首诗首联赞扬韦匡赞作为逍遥公的后人贤良有德，并再三珍惜二人友情以此筵别后难再相见为憾。颔联料想和嘱托别后情状，杜甫说此番别后若蒙韦二想念，能写封数字短札相寄，杜甫便感激不尽，倒是自己的诗作，请韦二不要向万人传播。颈联又回到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里，这年八月，吐蕃十万兵马侵扰，兵戈又起，时局危难；眼前韦二尚可有所作为，自己却白发客居，不知又要在短暂来日飘流向哪里。尾联叹自己命运感别离苦痛，觉得世间万物万事古往今来皆为悲剧，此一别更是涕泪断肠了。
这首诗虽以个人的离愁别苦为题，然而诗人却将此情感深深嵌入时局的背景之中，揭示了战乱的紧张氛围，讽刺了当时统治阶层的人才任用政策，表达了主客双方未能在世间得以施展的深刻悲情。整首诗从个人的离别情感扩展至国家的时局，由个体的遭遇抨击出政治的腐败，表达了“离而复合，无限情遥”的情感，情感与泪水相伴，感慨满怀，充满极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首词中，作者猛烈抨击了当权者的腐朽不堪，误国害民，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渴望能长缨立马为国杀敌的热情。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灭金后，随即对宋大举兴兵，连年南下，宋军屡屡败北，襄、汉、淮蜀间烽烟不断，危急日甚。宋理宗张惶失措，虽下沼罪已，仍无法挽救国土的沦丧。词中所言“丁酉岁”（1237年，理宗嘉熙元年）即是指那几年的事。面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国家的日益陆沉，作者痛心疾首，愤郁填膺，不由写下该词。
词的开头说：“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指的是中原大片国土，被蒙军占领，久久不得恢复，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理正辞严，大义凛然。这里用《晋书》中两个典故合在一起，极为贴切。”陆沉“，是无水而沉沦的意思，比喻土地沦陷。西晋时，王衍任宰相，正值匈奴南侵，他清谈误国，丧失了很多土地。桓温愤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的字）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作者通过这个典故来斥责当时南宋当权者。又王献之夜睡斋中，有小偷进到他房里，偷了他所有的东西。献之慢吞吞地说：”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将小偷都吓跑了。这里以”青毡“喻中原故土，将敌方比作盗贼，说国土遭掠夺后，没有归还。作者在灵活地反用典故。
接着，词由愤慨转为惆怅，对国事局势发表议论。他说，如今北方有志之士已寥寥无几：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如同落日，日子不长了。朝廷里有些人因循守旧，懦怯无能，只是坐着空谈；有些人则只好说大话，妄取虚名，行事鲁莽轻率。这样，转瞬之间丧失了战胜敌人的机会，“东帝”，喻岌岌可危的南宋。战国时，齐湣王称东帝，自恃国力，并不审时度势，后被燕将乐毅攻破临淄，他在出奔中被杀。“刘表”，喻空谈的保守势力。三国时，曹操攻柳城，刘备劝荆州牧刘表乘机袭击许昌，刘表不听，坐失良机，后来悔之莫及。“深源”，是东晋殷浩的字，他虽都督五州军事，但只会大发议论，名不符实。曾发兵攻前秦，想收复中原，结果所遣先锋倒弋，弃军仓皇逃命。这里用比草率用兵的冒进者，也是很妥贴的。总之，“刘表”三句，言“坐谈”与“轻进”指的都是贻误战机。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还寒。”上阕末了，词情转为忧伤与悲哀。“在在”，即处处。“冰合”、“还寒”，比喻南宋遭北方强敌的不断威胁和进攻，长期苟且偷生，因循寡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恢复故地的机会丧失的必然结果。词中论说时事形势，多不实说某人某事，必用比喻借代。这是由于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要尽量避免用语太过于直白，力求含蓄有味。前面说北地英杰寥寥，南国江山可危，都从衰谢景物取喻。至于借“青毡”、“东帝”、“刘表”、“深源”等典故史事讽今，用意也在于此。
下阕作者直抒胸臆，但仍与上阕紧密关连。先以“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两句过片。出现和不能安、战不能胜的情势。固然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制，但当道者在和与战问题上，并无良策，只是各执已见，争吵不休，不想真正有所作为，这也使有识之士无技可施。“江沱”，指代江南。“沱”，是长江的支流。语出《诗。召南。江有汜》。“宴安”，是享乐安逸的意思。这两句承上启下，下面就说到自己抱负难以实现。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这是叹息自己空有立功建业的壮志，而身处困境，无用武之地；想上书陈述恢复大计，无奈坏人当道，无人采纳自己的意见。词人接着说，这是当权者无救国才能，没有办法挽救国难，其实，形势并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国事还可挽救，当勉力图治才是。所以自己深夜里挑灯看剑，仍希望能为国杀敌立功。“封侯”，诗词中的常用语，已成了从军立功的代词，并非真为谋求爵禄。
鳣、鲸，都是大鱼，如果离开江湖大海，它就会遭蝼蚁所欺。贾谊《吊屈原赋》说：“彼寻常之污渎（臭水沟）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词正用此意。“平戎策”，即打败敌人的建议。“虎豹当关”，语出《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此。”“渠自无谋”，暗用打胜长勺之战的曹刿说过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这几句都用两两对照、扬抑相参的写法，文势跌宕起伏“封侯心在”是扬，“鳣鲸失水”便抑：“平戎策就”扬，“虎豹当关”抑：“渠自无谋”抑，“事犹可做”扬“。恰好能表达出作者内心感情起伏不定，而”更剔残灯抽剑看“一句，尤为精彩。全词于论中抒情，以这一点睛之笔，统摄以前众多的比喻句，从而使主体形象鲜明突出，从而使直白浅显，但毕竟还不能构成主体形象。一位深夜不寐，在灯下凝视着利剑、跃跃欲试的年轻爱国志士的英姿，跃然于纸端。此句措词也精警，不逊于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更剔残灯“四字，耐人寻味。被重新”剔“亮的，虽说是”残灯“，也可看作是心灵中本来暗淡了的火光。
词结尾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汉宣帝号称中兴之主，曾命画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的肖像于未央宫内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所以作者说，难道只有武将们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读书人（儒冠）的肖像就不能画在麒麟阁上吗？杜诗曰：“儒冠多误身”。对此种不合理说法，作者显然不甘心为此，故而要大声责诘。词的情绪由伏而起，最后再变而为亢奋激扬，坚信此生尚可大有作为。
作者写此词时年方二十，正是还华正茂，意气还发之时。作者以布衣出生之身，却自此鳣鲸，自许以封侯，而且视驵中肉食者为粪土，激越飞扬，尽述胸中抱负，抨击当权者的无能衰败。全词前后呼应，气势磅礴，表现出一股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全诗紧紧围绕“山雨”的题意，首联描写山中未雨之景，颔联写遇雨之景，颈联写雨中之景，尾联写雨后之景。全诗用笔细腻，景象逼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作者写途中遇雨，共分四层叙。雨前天气很好，一点也没有雨意。作者在山林中穿行，虽只戴短笠，还是被茂密的树枝挂缠和阻挠，他一路观山望景，兴致很好，只觉天气凉爽宜人，没有想到下雨。这一层说明，“山雨”之来，确乎是出人意料的。
山雨的到来，溪上云雾四起，渐渐连成一片，行人只觉山光物态的迷人，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雨来的信号。要在别处，“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雨前的征兆十分显著，贵州山区却全然不同，云雾恰起，阵雨就来了。“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二句写出雨来迅疾，使人回不过神来。好奇之感，通过“忽来”、“不知”等词语，自然流露出来。
正因为出乎意料，作者事先没有准备雨具，只有一领遮头的短笠，衣襟不免要被打湿了。但反正遇上了，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看到雨中村边瓜豆蔓藤散乱纷披，作狼狈状，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观望雨中景色，浑忘沾湿之苦。“马上衣襟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一个“也”字，从物我同情中得到几分慰藉，而一个“任”字则表现出雨中人的从容与泰然。
突然，雨脚为之一收，天就放晴了。这时比雨前的物象，又有一番清丽：云雾全失，峰峦尽出，斜阳相迎，虹霓随之，一片明朗璀璨景象。山雨虽然住了，但雨水化成无数山泉奔流下山，跳坡注涧，又作“万瀑齐飞”的壮丽景观。“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是这首写景诗推出的新境界，作者情绪也为之一振。雨前的溪云四起是一奇；雨中的瓜豆离披是一奇；而雨后的万瀑映日是又一奇。
“溪云到处”——山雨之兆，“万瀑齐飞”——山雨所成，来龙去脉，皆扣题面。重心所在是写“山雨”，而非写雨霁。“山雨”非川原如烟之雨——后者是绝不可见“万瀑齐飞”之奇观的。本篇境界层出不穷，恰似张镃赞“诚斋体”所谓：“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及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得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何绍基这首诗亦得诚斋体之精髓。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