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琴对自己幼年经历的夸耀和这些怀古诗的总的情调比较低沉是一致的,都曲折地反映出她原先的家庭已经每况愈下了,否则她不会前来投靠贾府。不过,她眼前所过的总还是贵族小姐的奢华生活,她真正悲哀的日子将随着四大家族的没落而到来,那时候她还会再一次走得远远的,而且将以十分感伤的心情来回忆大观园的生活。
这首《怀古绝句·交趾怀古》在小说中的寓意实际上是说贾元春的。头四个字,《红楼梦》脂砚斋版本一律作“铜铸金镛”,这肯定是原文。后人为切合“交趾”、“马援”,改成“铜柱金城”,这样改,以史实说是改对了,从寓意说是改错了,因为作者用“金镛”是为了隐指宫闱。汉代张衡《东京赋》中有“宫悬金镛”的句子;南朝齐武帝则置金钟于景阳宫,令宫人闻钟声而起来梳妆。要宫妃黎明即起,就是为了“振纪纲”。总之,首句与贾元春“册子”中所说的“榴花开处照宫闱”用意相同。“声传海外”句与她所作灯谜中说爆竹如雷,震得人恐妖魔惧一样,都比喻贾元春进封贵妃时的煊赫声势。马援正受皇帝的恩遇而忽然病死于远征途中,这也可以说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望家乡,路远山高”。但由于贾元春之死详情莫知,诗末句的隐义也就难以索解了。
《怀古绝句》不是真正的咏史诗,也不是纯粹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制的春灯谜。它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某些鉴赏,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
第一则
评论诗词以境界为最高标准。一首词如果有境界,自然显得格调高迈、超逸不群。这也正是五代和北宋期间的词之所以独到绝妙的地方啊。
第二则
从词人的表现手法上看,境界可以分为“造境”和“写境”两种,这也是西方“理想派”和“写实派”得以区分的缘由。但两种境界比较难以分别。因为大诗人通过想像所构造出来的境地,是一定要与现实生活相符的;而通过写实所描摹出来的境地,也必定是接近于理想化的。
第三则
从创作的主体关系上看,境界又可以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譬如: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之句、秦观《踏莎行》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都是属于“有我之境”;而陶潜《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元好问《颍川留别》诗中“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之句,则都是属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站在作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借物抒怀,所以事物全部显现出作者本人的色彩。“无我之境”则是站在事物的角度去观察认识事物,物我两相忘,最后都分不清哪里是作者,哪里是事物了。古人作词,一般写“有我之境”的比较多,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人能够写“无我之境”,这在豪迈杰出的人当中自然能够得到完成。
第四则
要写“无我之境”,词人只有在超脱世俗、散淡静谧的心境中才能得到。要写“有我之境”,词人却必须是在强烈情感的动态作用下,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抒发才能得到的。所以,前者显得优美,后者显得宏壮。
第六则
我们所谓的“境”,并非单指景物一种,喜怒哀乐,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就叫有境界;否则就是无境界。
第七则
宋祁《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闹”字,整首词的境界就全都出来了。张先《天仙子》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句子,仅仅是使用了一个“弄”字,整首词的境界也就全都出来了。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