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屋里挂着丝织的帷幔，摆着银色的屏风，显得幽深渺茫，如果不是梦魂应该是难以到达的。
窗前人声寂静恰好适宜夜晚的气氛，室内春光浓郁感觉不到屋外的寒冷。
酒斟满，佳人捧觞的纤手洁白似玉，在檀木的香气中欢歌笑语。
若想弄明白锦字书中人的名字，能让满县花开的就不是潘安仁的功绩了。
注释
幌：帷幔。
杳霭：即“杳蔼”，幽深渺茫貌。
蘸甲递觞：酒斟满，捧觞蘸指甲。
锦书：典出《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后人因以“锦字”、“锦字书”、“锦书”指妻子给丈夫之信。
满县花开不姓潘：用“潘岳”典故。潘岳，字安仁，他任河阳县令时，结合当地地理情况令满县栽花，浇花息讼甚得百姓遗爱。后遂用“河阳一县花、花县”等代称潘岳。
此诗紧扣住“野”字，写出了野菊特有的风貌。
其首句“晚艳出荒篱”，意谓野菊之花在草木凋残，百卉纷谢，连园菊也枯黄萎落的时候，却舒展出她那艳丽的容颜。其中的“晚”与“荒”相映照，叠现出一幅冷落、萧瑟的空间背景；再着一个“出”字，不仅突出了野菊的一枝独放和光彩夺目，亦从力度上强化了野菊生命力的顽强。
接句“冷香著秋水”，意谓野菊花吐放的缕缕馥香荡漾在湛蓝的秋水之上。其“冷香”与“秋水”相映照，构成了一幅明净、雅洁、宽阔，博大而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野菊之造福人间的心志因此而尽显。其中以“冷”字修菊“香”，从诗人的心理感受来着笔，却与时令、气候相吻合，自然地渲染了香味的清纯无邪，一显野菊那冰清玉洁的姿质。“晚艳”、 “冷香”、 “秋水”，既绘出了菊的形貌气味，又传出了菊的神韵丰采。 “出荒篱”点出了“野”。后二句则进一步从旁烘托，在“野”字上开拓意境，把“野菊”写得神完意足，而诗人形象也略约可见。此乃托物扦怀之法。
转句“忆向山中见”，顺着追根求源的线索，展现出野菊的出生地和来源处，紧扣题名中的“野”字拓宽诗的境界，从而使诗意得以升华。
其结句“伴蛩石壁里”是野菊在“山中”生活的必然交代，它客观地描绘出一位虽终日只能与低吟浅唱的蟋蟀为伴，但却立根岩缝、咬定青山、忍寂耐寒、矢志不移的强者形象，其孤标独显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总之，此诗虽短小，但野菊之野劲、野香、野趣尽融其中，而作为“在野”的王建，其弃绝名利、超脱世俗的野逸之情，亦因此而得以寄托。此外，这首诗的虚实处理也很妙。一二句实，三四句虚，由“忆”相联，于是就从篱、水扩而到山、石，诗境为之开阔而且灵空飞动起来。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