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爱好登山临水，对祖国山河具有浓厚的兴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更加纵情于山水之间，以领略人生的另一种乐趣。这组七律，即既写其游山玩水之乐，又抒其心中感慨。
第一首前二联诗人的万端感慨已涌现于笔端了。诗人到杭州任，至此时已届三年。三年来，虽与知州陈述古唱酬往还，交谊颇深，但仍遭人排挤，故曰：“推挤不去已三年”。仕途既艰，则该稍敛锋芒
熙宁初，因为诗人数次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民，退而亦多与宾客讥诮时政，其表兄文同就极不以为然，故在他出为杭州通判时，就有《送行诗》相赠：“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是诗人不听，继续不断作诗讥刺新政，诸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诗人自己也觉得好笑：这就怪不得连那鱼鸟也要嘲笑我的顽固不化了。首联诗人慨叹自己实在过于“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见《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便也怨不得自己不能“放归江北路”了。诗人杭州之任，虽属自愿请行，但也形同放逐（那是由于政敌的攻击，不使安于朝廷），因道：放逐南来，既未蒙赐环，我也就乐得任性逍遥，这可是天教我“看尽浙西山”了。浙西这一带是山明水秀之区，真够诗人尽兴游赏的了。颔联在达观之言的后面，强抑着内心的愤懑。
诗人为首，一行三人，迤逦而行，尽管感慨丛生，然而去游寺，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故而下面二联便转笔写同游者，写他自己随兴赋诗的心情。
尚书，用毛玠典故。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故曹操尝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处士——唐末诗人方干，终身不仕，隐居于会稽鉴湖之滨，以渔钓为乐，时号“逸士”。颈联先赞美县令毛国华是有清风亮节的毛尚书之后，又将县尉方武比作“风流水石间”的处士方干。同游者既都是清流雅望之士，诗人自然觉得十分难得：“一笑相逢那易得”，由不得他不兴致勃勃起来。诗人兴来必要赋诗，又自以为“数诗狂语不须删”——这几句诗乃我率真狂放的本色之言，不必过于认真，推敲删改。
首句开门见山，喊出一声感慨，叹人间知音难觅，其势如飞瀑直下，让人直觉晴天闻雷，立刻惊警。在这句诗里，诗人采用典中典之法，首先化用了南朝文人刘勰之语。
诗人又融入了春秋战国时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识知音的典故。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俞伯牙用琴声表达了他像高山一样雄伟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格形象，像大海一样浩渺纵横于宇宙之间的胸襟气度，而钟子期的情操和智慧，恰好同他产生了共鸣和契合，于是二人成了知音。
然而子期既死，伯牙绝弦。诗人溶入此典正是为抒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词）之慨。这典中之典，不仅让这句诗内容大大增量，而且还让诗人感慨的语气大大加重。特别是这样的诗句出自韩愈这样一个在政坛和文坛上均属顶级人物之口，再联想到他独特的身世和遭遇，就更觉得这一声感慨有雷霆万钧之力。
这首诗写诗人与知心朋友孟郊不忍离别，只好踏着满地的月色，彻夜相叙。道出知音难寻，依依惜别之情。寥寥四句诗，写出惜别情感，生动真切，极富感染力。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