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写因暑热而思风，担心天下的人苦热，产生了思风的愿望。后四句写对风的祝愿，从江海水中风能带来降雨。全诗抒发诗人忧世济民的情志，诗词笔力雄健，有气魄。
诗的开头两句紧扣标题从暑热入笔，诗人因自己遭受赤热，而担心天下人的为赤热所苦；次句点“思风”，因担心天下的人苦热，就产生了思风的愿望。这两句寄情深远，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
第三四两句，进一步抒吐了作者“济世泽民”的赤忱，这是高昂振拔的笔墨。第三句寄望于风能卷雨，使年岁不致成为旱年而使人民遭受旱灾；第四句寄望于风能驱尽闲云，使高空晴朗，现出一个澄清的世界。“无岁旱”则民受恩泽，“放天高”则时运清平。寄托的寓意极为明显。这两句仍从思风着笔，但笔力千钧，使诗意更深一层。
第五六两句，是对风的祝愿，在句法上是从陡峭中进行转折。以虚笔写风，驰骋想象，寄托希望，祝愿风啸不随权势威力，随虎口以轻啸；而要给卑贱者以动力，助鸿毛以高飞。设想相当奇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立身处世的高节。
结尾两句，是思风的余文。其实不然，而是作者想到无边无际的江海，虽然可爱，但江海必须借助于风的威力，兴风作浪，使江海激荡，给世界增添奇景壮观。使有志之士得以开拓万古的胸怀，因思风以济天下之忧，拓展笔势，展示理想，使意境升华。这两句为思风别开生面，收到余音绕梁的效果。
这首诗以暑热而担心天下百姓念及救济天下人的饥渴，渴望社会清平之情，深见作者忧时之情和济世之志。诗词笔力雄健，思致高远，造意奇崛，令人联想奇妙。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首送别契瑟通出征的诗，以“奕世勤王”为中心，历叙契葱部落内附后与唐朝廷的友好关系，表彰契菇氏历代勤王的功绩及其对促进北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作用，
首联用设问起手，总叙铁勒部落归附唐王朝和为朝廷效力的历史：“奕世勤王国史称”，这是朝廷对契瑟一门的评价，也表达了诗人的赞誉之情。
颔联二句的大意说，在雪盖千帐的寒夜，掩旗突袭敌军，在冰封河流的早晨，率兵涉冰飞越：写的是契菇通五世祖契葱何力当年勤王的事迹：这里诗人虚拟铺排，选择早晨、夜晚两个典型时间，掩旗夜袭和朝飞冰河两个典型场面，着力强调契菇骑兵行动的迅急和作战的神勇。诗人强调这点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当时诸藩镇口称勤王，却多拥兵自重，养寇固恩，即使进兵，也多是徘徊观望，牵延不进。诗人在这里称赞当年契瑟氏勤王之日夜兼程，迅急神勇，一则是对当时藩镇一种婉转的批判，二则是勉励契菇通仿效乃祖，效忠朝廷，再展契菇氏之雄风。
接着颈联二句，转写现实，契菇通此次出兵勤王，深得北方少数民族拥护，纷纷背着幼儿前来归附，箪食壶浆表示欢迎÷诗人用具体的画面，写出了少数民族广大群众支持拥护这场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这就点出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质。这对正在出师勤王、捍卫边塞的契菇通来说无异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同时这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御侮的历史证物。
尾联借出猎隐指对回鹘作战，意思是说契菇通傍晚出猎鹭鹈泉畔，路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他所放的鹰，就知道这位苍鹰式的人物出现了。这里以郅都比契瑟通。“鹰”字双关，既关合上句“猎”字，又喻契菇通正如号称“苍鹰”的郅都，为回鹘所畏惮，一明一暗，一喻物一喻人，关合得异常巧妙。
总而言之。这首诗声华既壮，骨力也足以相副，末联“郅都鹰”、给人以勇悍威严的印象。由于腹联已写了他获得了“蕃儿”、“狄女”的拥户和欢迎，则其威严又是和兄弟民族的关怀和友爱相结合的，从而表现出一位既得到各部落爱戴，又令敌人畏惮的出身于少数民族的边防太守形象。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