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所写的丝纶阁、钟鼓楼，既表现了宫廷的特色，也指出了诗人“独坐”的原因是正在宫中值班。黄昏的皇宫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令人感到沉闷而百无聊赖，仿佛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但是按照规矩，值班的官员不能四下走动，这更将诗人困在了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里。在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天，诗人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公务，只有看看鲜花，听听刻漏声，打发着这空虚无聊的时光，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在这首诗中，诗人隐约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枯燥工作的失望，并通过对宫廷环境的描写，影射了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进而表达了对此的不满。
“独坐黄昏谁为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的诗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这样不乏幽默的语言，对自己寂寞的心情加以安慰，也嘲讽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无聊。一个“对”字，描绘出了诗人与花“相看两不厌”的情景，将诗人独自一人、无人相伴的情景烘托得更加生动，也将诗人闲坐无所事事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传神，使诗句更有情趣，充分地展现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全诗描写诗人当值丝纶阁，因无事闲坐而觉得刻漏声长，因寂寞无伴而端详紫薇花，又因端详紫薇花而感到更加寂寞，字句浅白、叙事清晰、说理明白，这正是白诗最大的特点。
如果将这首诗与周必大的《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洪咨夔的《直玉堂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都写了宫禁的静穆以衬托皇宫的庄严，都写了紫薇花以突出翰林院、中书省的工作性质，都表达了几分得意之情，以显示受到皇帝的恩宠是很荣耀的事。则此类诗的写作缺乏创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首诗收入《樊川外集》，题一作“寄远”。杜牧在文宗开成（835-840）年间曾任宣州团练判官，南陵是宣州属县，诗大约就写于任职宣州期间。
题称“南陵道中”，没有点明是陆路还是水程。从诗中描写看，理解为水程似乎切当一些。
前两句分写舟行所见水容天色。“漫悠悠”，见水面的平缓、水流的悠长，也透露出江上的空寂。这景象既显出舟行者的心情比较平静容与，也暗透出他一丝羁旅的孤寂。一、二两句之间，似有一个时间过程。“水面漫悠悠”，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时的景象。过了一会，风变紧了，云彩因为风的吹送变得稀薄而轻盈，天空显得高远，空气中也散发着秋天的凉意。“欲变秋”的“欲”字，正表现出天气变化的动态。从景物描写可以感到，此刻旅人的心境也由原来的相对平静变得有些骚屑不宁，由原来的一丝淡淡的孤寂进而感到有些清冷了。这些描写，都为第三句的“客心孤迥”作了准备。
正当旅人触物兴感、心境孤迥的时候，忽见岸边的江楼上有红袖女子正在凭栏遥望。三、四两句所描绘的这幅图景，色彩鲜明，饶有画意，不妨当作江南水乡风情画来欣赏。在客心孤迥之时，意绪本来有些索寞无聊，流目江上，忽然望见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精神为之一爽，羁旅的孤寂在一时间似乎冲淡了不少。这是从“正是”、“谁家”这样开合相应、摇曳生姿的语调中可以感觉出来的。至于这幅图景中的凭楼而望的红袖女子，究竟是怀着闲适的心情览眺江上景色，还是像温庭筠词中所写的那位等待丈夫归来的女子那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在望穿秋水地历数江上归舟呢，江上舟行的旅人并不清楚，自然也无法向读者交待，只能浑涵地书其即目所见。但无论是闲眺还是望归，对旅人都会有所触动而引起各种不同的联想。在这里，“红袖凭江楼”的形象内涵的不确定，恰恰为联想的丰富、诗味的隽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似乎告诉读者，在一定条件下，艺术形象或图景内涵的多歧，不但不是缺点，相反地还是一种优点，因为它使诗的意境变得更富含蕴、更为浑融而耐人寻味，读者也从这种多方面的寻味联想中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当然，这种不确定仍然离不开“客心孤迥”这样一个特定的情景，因此尽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联想体味，但总的方向是大体相近的。这正是艺术的丰富与杂乱、含蓄与晦涩的一个重要区别。
王维之诗自古有“诗如画”之说。品其诗如赏中国画。清新淡雅；读其诗似游神州万里江山，恢弘壮阔。诗中一句一词，点点滴滴，尽是诗人豪情万丈。《终南山》就是这样一首王维山水诗的亮点之作。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首联是说，巍巍的终南山高入云霄，与天帝的都城临近。绵亘不绝的山峦，延伸到遥远的大海之滨。
首联写终南山的远景，借用夸张的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知于远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远，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至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次联是说，我在深山前行，缭绕的云雾分向两边，回头望去，白云又在身后合成了茫茫的一片。我朝濛濛的青霭走去，一到面前却杳然不见。
次联写近景，“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的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历的人并不陌生。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濛濛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濛濛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蕴。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那些值得观赏的景物，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濛濛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惟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刚才呈现于眉睫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并不明说，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颈联是说，终南山是这样的辽阔，中央主峰把终南东西隔开，阳光照耀群山，千岩万壑或明或暗，深深浅浅。
颈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山从北到南的阔，则是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这样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经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的绵远，南北的辽阔，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这全景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的的千形万态。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尾联是说，我想在山里找一个人家投宿，隔着涧流，询问林中的樵夫。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对此，清沈德潜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集》）然而通过玩其语意，我们似乎可以领会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省略了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山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是怎样发现这一樵夫的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响动，使人循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居住，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艺术创作，贵在以个别显示一般，以不全求全，刘勰所谓“以少总多”，古代画论家所谓“意余于象”，都是这个意思。作为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深懂此中奥秘，因而能用只有四十个字的一首五言律诗，为偌大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诗旨在咏叹终南山的宏伟壮大。首联写远景，以艺术的夸张，极言山之高远。颔联写近景，身在山中之所见，铺叙云气变幻，移步变形，极富含蕴。颈联进一步写山之南北辽阔和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末联写为了入山穷胜，想投宿山中人家。“隔水”二字点出了作者“远望”的位置。全诗写景、写人、写物，动如脱兔，静若淑女，有声有色，意境清新、宛若一幅山水画。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