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此诗描写的是一幅迷人的胜似春光的秋景。首句写景，诗人就其所见先写渌水，南湖的水碧绿澄彻，一至映衬得秋月更明。一个“明”字，写出南湖秋月之光洁可爱。次句叙事，言女子采白苹。三、四两句构思别致精巧，“荷花”不仅“娇”而且“欲语”，不特“欲语”而且十分媚人，一至使荡舟采苹的姑娘对她产生妒意。这两句诗，选词甚妙，设境奇绝，把荷花写活了，把境界写活了。末两句诗写出典型的南方秋景，不仅无肃杀之气，无萧条之感，而且生气勃勃，胜似春日；从景色的描写，表现出诗人愉悦的情绪。
对此诗的理解，也有人认为是写一位男子在劳作中对爱人的思念。按这样理解，这首诗就与《诗经》开篇《国风·周南·关雎》极为相似，它们都选择了渌水荡舟的背景。不过《关雎》中或愁或思，或得或喜，都溢于言表；而这首《渌水曲》虽也直言“愁杀”，但语气隐忍克制，如雾里看花，热泪欲零还住。《关雎》中由思而愁，由得而喜，情节十分完整，意态高雅，从容而颇具富贵气象；而《渌水曲》则似唯有无边愁怨，不着际涯，正是抉择其寂寞凄凉之状。《关雎》中，哀止于“反侧”；《渌水曲》中，心含悲凄仍不忘劳作，都可谓哀而不伤。
这首诗精悍短小，却神韵无穷，诗题即清晰的点名了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原委。全诗的意境，与王维的散文名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可互相印证。
春夜的竹亭，清新而静谧，轻轻掠过的凉风，吹得竹林飒飒作响，远处偶尔传来断断续续的几声犬吠，隔着夜幕中青葱的林子，划破这夜的安宁。以动衬静，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悄然静谧的春夜图。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诗人的思绪飘飞到了山中隐居时的场景，那山涧西边的简陋小屋，那纵情田园的悠然自得，那份清闲自在的生活情致。次日天一亮，好友钱少府就要辞官隐退、隐居山林了，可惜这一切，诗人也就徒有羡慕之情。
这首诗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画面，将诗人的心思无一保留地流露出来。此诗之妙处之一在首句，声音与环境的巧妙结合，以动衬静，细微处着手，渲染出静谧安宁的氛围与意境，让人恍若身临其境。二在末句，借用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蕨而食的典故，表露出诗人对钱少府轻视官场、隐退而居的赞赏与歆羡，同时也传递出自己渴望早日归隐的希望。
此诗给人以清新美好之感，意境之美油然而现，通过表达对钱少府退而归隐之举的赞赏也表达出诗人渴望归隐之意，韵味悠远。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