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首联直写精舍的“静”正合于自已“寂寥心”。颔联以松杉森然排列与雨雪夜深进一步写山寺之悄无人烟与深静。颈联以僧人入眠和磬声低沉的以动写静之手法渲染静穆。尾联进一步表示虽然不一定长居于此，但明天还要进一步登上双峰胜境。这首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首联点题，并抒感。文兆是僧人，一路游方；又是诗人，故又贪于观赏景色，待他来到西山之时，早已夜色苍茫了，便乘兴歇宿在西山精舍中。一入精舍，他的最强烈的感觉，便是“静”。佛家本以“清静”为本，因此他随即感到，此处的静寂，与他自己的“寂寥心”正相符。首联两句，已含蕴着他对西山精舍的好感。

　　这里称心宜人，他便不忙着就寝，而是先走出户外，准备各处走走，好好领略一番。中间两联便具体描写这个“静”境。

　　颔联由视觉角度描写：他独自一人，慢慢在精舍内的一条小路上散步，看到老松、老杉森然排列在路的两旁；时已三更，除他而外，寂无一人，唯见天空之中，雪花裹着雨丝，纷纷扬扬，向人脸上飘来。四周万籁俱寂，便是连那松杉之“老”与雨雪之“深”，也透发着不尽的“静”意。

　　颈联自听觉角度描写：他又从小路尽头折了回来，徘徊在户外。此时，草堂之中，僧人们早已入眠了，唯有云阁那边，隐隐传来低沉的磬声。更深人静，兼风雪之夜，故说磬声“沉”；低沉的磬声尚能传入他的耳鼓，益发衬出精舍之静。

　　这种幽静境界，使他歆羡不已，便想长栖于此，从此不归。诗人继而想到自己是游方僧，四海为家，不能不归，因而尾联便道：“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作为一个僧人，固然未能久栖于此，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听说西山精舍外双峰奇绝，便要待天亮时饱览一番。

　　这首五律首写“静”感，中间展开，具体写“静”，尾联先呼应开头，写诗人爱其地却欲栖未遂，再宕开一笔，预作天亮时的打算，意脉相连而又开阖自如。另外，这首僧人之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北宋后期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写梅雨时间的闲愁情绪，字面优美，流传甚广。这首词当是社会下层文人的作品。它用贺词原韵描述举子应试时狼狈可笑的情形，题为“咏举子赴省”。看来作者对于举场生活很有体验，可能是屡试不中者，因而对应试举子极尽嘲讽之能事。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各地乡试合格的举子于开科前的冬天齐集京都礼部，初春在礼部进行严格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这次称为省试。省试之后还得由皇帝亲自殿试。此词写举子参加省试的情形。

　　词的上片写考试前的准备阶段。祥符县为北宋都城开封府治所在地。祥符路借指京城之内。宋制三年开科，头年地方秋试后，各地举子陆续集中于京都。“钉鞋踏破详符路”，写省试开始时，举子们纷纷前去，恰好雨后道路泥滑，他们穿上有铁钉的雨鞋，身着白衣，攘攘涌向考场。“踏破”和“白鹭”都有讥笑的意味，表现慌忙和滑稽的状态。“盝”，音禄，小匣，“试盝”即文具盒之类的用具。“幞头”为宋人通用头巾，以桐木衬里，加上条巾垂脚，形式多样。举子们携着试盝，戴着不合适的幞头，形象就更加有点可笑了。

　　宋代的考试制度非常严密，“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工具书），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所以举子进入考试之时须经搜查，看看有无挟带。“八厢儿事”即许多兵士，“直殿”指朝廷侍卫武官。进入考场之时，既有许多兵士搜查，又有殿员朝廷武官监督，弄得“怀挟无藏处”，根本无法作弊了。可怜这些举子本来才学粗疏，考场管理之严，就更使他们无计可施了。然而乘兴考试又是士人唯一入仕之路，许多士人仍然怀着侥幸心情进入了考场。

　　词的下片写举子在考场中的困窘愁苦之态。“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举子进入考场之后立即锁厅考试，自朝至暮，一连数日。作者省略了许多考试的细节。“时辰报尽天将暮”，时间一点点过去，困坐场屋的举子一筹莫展，文思滞钝，天色已暮，只得敷衍了事，“把笔胡填备员句”。据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贡举》云：“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昼，不复继烛。”天黑前必须交卷。他大约一整天都无从下笔，临到交卷前便只好胡乱写上几句充数。这殿句写举子考试时无可奈何的心情和困窘情状。贺铸词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为全词最精彩的部分，表现了词人的闲情逸致，很有诗意，赢得贺梅子之称。

　　作者套改贺词以表现考场中的“闲愁”。其实哪里是闲愁。而是困苦难受之情：“殿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宋代考场中，到日暮一般再点殿条蜡烛以待士子。考试既不如意，头昏眼花，饥肠辘辘，面对暗淡将尽的烛光和难咽的馊饭，苦不堪言。若是小园闲庭或高楼水榭，徙倚挑徘徊之时，“一阵黄昏雨”倒能增添一点诗情雅趣。可是举子们此时还有什么诗情雅趣，黄昏之雨只能使心情更加烦乱、更感凄苦了。在备述举子奔忙、进入考场、考试等情况等狼狈困苦的意象之后，结句忽然来一笔自然现象的描写，好似以景结情，补足了举子们黄昏的难堪环境氛围。这样作结，颇有清空之效，留下想象余地，且很有风趣。

　　这首词嘲讽那些久困场屋、才学浅陋而又热衷科举的士人，用漫画的夸张手法描绘出举子赴省试的狼狈可笑形象。这些举子好像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写的范进中举的情形一样，虽可笑而又可怜。他们屡试不第，是科举考试制度下的牺牲者。多次的失败麻木了他们的思想，扭曲了形象和性格，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从这首小词里，可以看到呻吟在封建制度重压之下不幸士人的可笑而可怜的形象。宋代文人词缺乏讽刺幽默的传统。而且题材范围也比较狭窄。这首民间作品使我们耳目一新，见到一种特殊的题材和特殊的表现方法，可惜这类作品保存下来的真是太少了。

　　这首诗写的是游子的褥旅之感。

　　首联“此路难为别，丹枫似去年。”虽然是暂时停泊，却感到不忍分别，因为岸上火红的枫叶勾起了去年的回忆，年复一年，漂泊依旧，人都会对它感到留恋。游子的思想感情通过今昔的时空差距曲曲表现出来。而“丹枫”这一色彩强烈的景物十分引人注目，“霜叶红于二月花”，多看看它，亦可以聊解客愁。

　　颔联的丹枫已点明了季节，因而这一联再加重渲染。萧瑟的秋天本来就容易引起悲凉的感情，再加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出门在外，举目无亲，只有南归的大雁好似同情旅人的孤寂，暂时停下来相陪伴。“雁落客愁边”，这一句措辞是很妙的。是景语，也是情语。客愁是无形的、抽象的，秋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具体形象与抽象的感情结合起来，说雁落到了“客愁边”，就使抽象的“客愁”也好像可触可见了，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

　　颈联这两句进一步描写孤舟旅泊的所见所闻，展示出一个广阔凄清的背景，烘托出游子的孤单和寂寞。从时间上来说，这一联也进了一层，由白天写到夜晚。霜露满江，月亮似乎也感到寒意，忽听吹角之声越江而来，格外凄厉，船上难眠的旅人不由得吃了一惊，更感到了旅况的凄凉。“江声”即指下联的“吹角”之声传到江中，在寂静的月夜里是震动人心的，故用了个“惊”字。

　　尾联把诗人的身影突出地刻画出来，孤城在岸上耸立，小船独泊在江边，而船上正站着孤独的游子，面对万里寒江，倾听城中传来的号角声，不禁分外感到天地的寥廓，人生的渺小，前途的渺茫了。他是否由自然的“风烟”联想到人生的风波，是想到了不能团聚的家人呢，还是想起了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而发思古之幽情，或者想到了别的什么，妙在这一切都没有揭明，而只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人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首诗借景抒情，不事雕琢，造语自然，很有晚唐作品风味。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