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这首词曲像一幅山水画,构图很有层次:近景是姿态奇特的涧畔双松,它们像两条本来要飞上天去的龙,不知为什么折回头来探入涧底的溪水;远景是平冈上的群树,它们一片翠绿,把枝梢高高地伸向云端。“万树”欣欣赂荣,“双松”自得其乐,宁静的自然美在神不在貌,有点王维山水诗的意境。
首先是“双松”和“万树”的对比:双松的位置是“涧畔”,它们的姿态是坠,是“下饮”;万树的位置是“溪上平冈”,它们的姿态是“争作拏云势”。这种位置和姿态的对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郁郁涧底松”和“离离山上苗”。“落落盘根真得地”套用了杜甫《古柏行》的诗句。
其次最后两句用人们的想法来对比前面大自然的规律,是王国维想要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哲理思想。然而可能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首词中“形”与“意”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结尾忽翻新意:“总为自家生意遂,人间爱道为渠媚。”这是进一步超脱,完全从“以物观物”的角度出发,指出树的姿态是为了适合自己生活环境的需要。
王国维要写出一种无我之境的自然山水风景,却不能达到那种“无我”的境界;他要表现老庄的超脱却总是堕入儒家的执著;王国维不想让这首词表达出托物寓意,但最后两句反而使读者展开意境的联想。也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这首词中很丰富的言外意蕴,足以让读者慢慢去咀嚼品味。
上片描述词人舟中感怀。“潮生潮落”是舟行江中所见所感的普通现象,缀以“何时了”,则透露出有心人别有的心事。“断送行人老”,是“何时了”的答案。舟中行人之所以老,就是被潮生潮落所断送的。怨潮,即所以怨时。词人是宋太祖十一世孙,历代仕宋,皆至大官,一旦为程钜夫荐见元帝,虽蒙器任,但内疚难消,且时遭人忌。元世祖命其赋诗讥其父执留梦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即此可观其心迹。诗人之所以仕元,盖时使之然。“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鸟飞中”化用杜牧《登乐游原》中的“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承上文推开一笔,别生意境:舟行江上,是平行之感;鸟飞长空,是高翔之势。一擒纵之际。俯仰生姿。而“销沉乃古”,尤引人绵邈之思。
下片转入极望抒情。“海门几点青山小,望极烟波渺”,写极望之景。青山之所以小,烟波之所以渺,皆“望极”中的境界。“海门”在这里尚有一特殊意象,此既回应起处,又抹上神话色彩,而隐现于浩渺烟波之中,极缥缈汪洋之致,引人神往。“何当驾我以长风?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把上面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推向更神奇的远方。欲驾长风,飘向江汉朝宗之海;乘孔子道不行之桴,浮向日华之东,以探求潮生潮落的究竟。自“海门”至“日华东”的想象过程中,确已入众妙之门,达玄玄之境。词人博学多闻,亦能妙达神思,故其词中往往兼融画意,并包哲理。
潮生潮落,是时间上的无限;长空淡淡,是空间上的无限。在这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中,在词人看来,人生不过是宇宙的过客,何其短暂。青山不过几点,小舟更不过一粒,又何其渺小。在这淡远的画幅中,包含多少感慨。词题为《浙江舟中作》,而词人的兴亡之慨却只在淡淡的行旅语中自然流露出来,很值得咀嚼回味。这首词词既以绿水青山、行舟飞鸟相映成趣,末又以“日华”反照全词,点得淡雅,染得浓丽。而于烟波皓渺之外寻求销沉人生的解脱,涤荡尘氛,尤入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