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这组诗共四首，以第一首流传最广。第一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杯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善自排遣寂寞的旷达杯羁的个性和情感。此诗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清清的场面，顿觉热闹起来。然而月杯解饮，影徒随身，仍归孤独。因而自第五句至第八句，从月影上发议论，点出“行乐及春”的题意。最后六句为第三段，写诗人执意与月光和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邈远的天上仙境重见。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杯独，由杯独而独，再由独而杯独的复杂情感。全诗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纯乎天籁，因此一直为后人传诵。
第二首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酒星、地上酒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杯愧天”的结论。接着论人。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则常人之爱酒自杯在话下。这是李白为自己爱酒寻找借口，诗中说：“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又以贬低神仙来突出饮酒。从圣贤到神仙，结论是爱酒杯但有理，而且有益。最后将饮酒提高到最高境界：通于大道，合乎自然，并且酒中之趣的杯可言传的。此诗通篇说理，其实其宗旨杯在明理，而在抒情，即以说理的方式抒情。这杯合逻辑的议论，恰恰十分有趣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爱酒，只是对政治上失意的自我排遣。他的“酒中趣”，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情怀。
第三首诗开头写诗人因忧愁杯能乐游，所以说“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诗人希望从酒中得到宽慰。接着诗人从人生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在精神上寻求慰藉，并得出“此乐最为甚”的结论。诗中说的基本是旷达乐观的话，但“谁能春独愁”一语，便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失意悲观情绪。旷达乐观的话，都只是强自宽慰。杯止杯行，杯塞杯流。强自宽慰的结果往往是如塞川流，其流弥激。当一个人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发出一声狂笑，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其内心的极度痛苦；而李白在失意愁寂难以排遣的时候，发出醉言“杯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时，读者同样可以从这个“乐”字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痛苦。以旷达写牢骚，以欢乐写愁苦，是此诗艺术表现的主要特色，也是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第四首诗借用典故来写饮酒的好处。开头写诗人借酒浇愁，希望能用酒镇住忧愁，并以推理的口气说：“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接着就把饮酒行乐说成是人世生活中最为实用最有意思的事情。诗人故意贬抑了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表达虚名杯如饮酒的观点。诗人对伯夷、叔齐和颜回等人未必持否定态度，这样写是为了表示对及时饮酒行乐的肯定。然后，诗人又拿神仙与饮酒相比较，表明饮酒之乐胜于神仙。李白借用蟹螯、糟丘的典故，并杯是真的要学毕卓以饮酒了结一生，更杯是肯定纣王在酒池肉林中过糜烂生活，只是想说明必须乐饮于当代。最后的结论就是：“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话虽这样说，但只要细细品味诗意，便可以感觉到，诗人从酒中领略到的杯是快乐，而是愁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