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圣人从来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忧虑拯济平民百姓。
坐拥王位不是尧的本意,美玉高台哪里可论说!
我听说西方传来佛教,清净的道义更加质朴、笃厚。
为什么用尽黄金宝玉,以那奢靡的镌雕为贵?
伐尽山林让庙宇高耸,精美宝像过多缀珠翠。
鬼斧神工尚且不能成,人工之力又如何能及?
夸耀愚民恰增添烦累,自负智巧治道更昏聩。
注释
圣人:指贤君。
忧:忧患。
济:接济。
元元:百姓。
黄屋:车名,古帝王所乘,车盖用黄缯作里子。
瑶台:用玉石装饰的台子。
安可论:更不必说。
西方化:指佛教的教化。
弥:更。
敦:敦厚,淳厚。
穷:穷尽,耗尽。
云构:指高耸入云的建筑群。
夸愚:指如此劳民伤财以夸耀的行为实际上很愚蠢。
适:只。
累:即“物累”,佛道二家视不能超然物外的行为为“物累”。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此诗为诗人有感于长安兴衰而作。题目虽曰《忆昔》,其实却是伤今。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诗歌的首联从回忆入笔,诗人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城游历时所见到的情形。所谓“五陵”,原是指汉代帝王的五座陵墓,因当时每立一座陵,都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故而“五陵”又代指豪贵所居之处。诗中的“五陵”是指都城长安。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峭不知数。”昔年所见,诗人印象最深的是已是夜半之时,那些豪门贵族依旧是追欢逐乐,灯红酒绿,沉溺于声色之中。“子夜”,这里既可指夜半子时,也可指乐府古曲,《乐府诗集·四四·子夜歌》:“乐府解题日: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可知其曲皆歌唱男欢女爱的内容。首联描绘了明月清辉普照高楼,一片歌舞升平、欢歌达旦的景象,实已暗窝讽刺之意。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诗歌的次联继续描写这些豪门贵族昼夜不分,春秋不辨地酒食征逐,沉溺声色。“长似昼”,指这些王公贵族卜昼卜夜,以昼当夜地沉醉于声色之中。“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宋书·乐志》中所载的《古辞鸡鸣桑树巅》诗;‘“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韦庄诗借此是要表达富豪贵族们只知享受春风桃李,而不知有肃杀之秋天,语句之中已经暗含他们只图享乐,而全然不顾国家之兴亡。这一联在华语丽辞的背后,诗人的嘲讽之意已经渐露出来。
“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第三联,诗人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历史上的人物与人名进一步地讽刺了那些公子王孙化肆无忌惮、放荡不羁的行径。“西园公子”原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曹植诗《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文选》李善注:“公子,谓文帝。”西园,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为曹操所筑。曹王为公子时常在此夜宴,款待文士。所谓“无忌”,原是战国时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这里诗人用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即取其无所顾忌、无所忌惮之意,意指王孙公子们只顾享乐,已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了。此外,历史上有两个莫愁,即洛阳莫愁与石城莫愁,这里所指,当是石城莫愁。《旧唐书·乐志(二)》载:“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一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这里引用莫愁之名,除了指其善歌舞外,同样也借用“莫愁”二字的字面意思。当然,诗句表面上是说那些歌舞女不解国事,不知国之将倾,实则是将矛头指向欣赏歌舞的王孙贵族。这一联写得好,不仅在于对仗极为工整,巧用典故,还在于在工整的形式下,.所蕴含的诗人深沉感慨,读罢能让人咀嚼与深思。
“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最后一联,诗人荡开一笔,把对往日的回想思绪拉回到现实。追昔抚今,感慨万端,此地此景,昨日的繁华,今日的乱离,多么像一场梦。诗人的感叹,实则包含了对前面所写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谴责。最后诗人以景作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夕阳西下,逝水无语东流,这暗淡的景象,悲凉的意境,不仅预示着大唐帝国的行将灭亡,也是诗人悲恰情怀的折射。
这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艺术上此诗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廷,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
这首诗前四句是倒写,实际上应是“铙吹发西江,秋空多清响。寥落云外山,迢递舟中赏。”诗人的船从西江出发,秋天的天空发出清脆的响声。外面的云山外多么冷落,清静。诗人从舟中远远地看着两岸,欣赏这自然景色。其时据《王维年谱》载: “王维……迁殿中侍御史。是冬,知南选,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
接下来四句“地迥古城芜,月明寒潮广。时赛敬亭神,复解罟师网”,写诗人己到夏口接近宣城地界看到与想到的。着到的是,古城荒芜,月明清辉,寒潮阵阵;想到的是,宇文太守赴宣城,宣城一是能治理好的。王维把宇文太守比作比敬亭神还灵验的人。据文献记载,当时宣城已旱了五年,当地有些农民竟自逃至山洞中,聚众反抗官府。民穷豪富,境遇迥异,急需一个能干的太守到来。刘禹锡作为“知南选”, 王维挑选宇文作宣城太守,他是充满信心,寄于厚望。诗人接下又说,宇文太守的到来,好像替渔夫解开乱网。事实证明,宇文太守到宣城以后把宣城治理得津津有条,得到人民的爱戴,秩序很快安定。
最后两句“何处寄相思,南风摇五两”,写诗人对宇文太守的思念,表现他与宇文太守的友情。送走了宇文太守,诗人折回前往岭南。一路上南风习习,王维还想着这段时间与宇文太守相处的情况,仍念念不忘。诗人自问自答:“何处寄想思,南风摇五两。”这里的“想思”作“想念”讲。五两,谓两只配成一双。《诗经·齐风·南山》:“葛屦五两,冠緌双止。” 朱熹集传:“两,二履也。” 王夫之稗疏:“按此‘五’字当与伍通,行列也。言陈履者,必以两为一列也。”作者借用此典,表达对朋友的思念。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这首诗写送友人的诗,景物信手拈来,淡远之境自见,借景寓情,以景衬情。诗中用典,直抒胸意,感情真挚,具有淳朴深厚之美,也流露诗人自己的隐痛。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