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那个提起壶打水的人是谁?明媚春光里身着华服。
好像十五夜晚圆满的明月,美好而不知珍惜自保。
高堂上堆积黄金美玉,像细线吊挂千钧重物。
为什么那治国的宰相,削职时要被世人耻笑羞辱?
注释
挈:举起;提起。
姣服:华服。姣,一作“妖”。
青春:指春天。
自珍:自爱,珍惜己体。
负公鼎:比喻担任宰相,负责治国。
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白门、石头城、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只今却空接渔翁的钓竿,呈现出一派萧瑟、冷落,对比鲜明,不胜今昔之感。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笔法极其飘忽,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辞采清丽自然,声律和谐宛转,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
词的上片一开头,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让人们看到的是“衰柳”,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作者非常敏锐地从“衰柳”上,从冷潮中,感到了苍凉冷落,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
接着,作者举目远眺:“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接渔竿。”放眼望去,小巷大街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接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铺面、人烟,而以“歌板酒旗”来点染。看上去,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朱彝尊把“歌板酒旗”集中起来,先之以“零落”来描写,继之以“尽”字来述说: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手法多么简炼、自然。
词的下片以“秋草”起笔,点出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像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六朝寒”,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一个“寒”字,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写雨花台而着一“空”字,进而又写“空”到了“更无人”的地步。这就是说,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再也没接别的人了。然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
接下去,一笔陡转,在“斜阳”里倏地飞来了“燕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似乎接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来又去”了。看来,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何况是人呢。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最后,作者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
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全篇意境深远浑厚,情思忧戚缠绵。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又是整体抒情,景含情深,情以景出。笔力遒劲而醇雅,化用前人旧句,自然和谐,殊不见斧凿痕。
上片,写歌女们在夜深人静时的遭遇。第一、二句点明时间“月转乌啼”,更暗示了此时是歌女们的凄凉酸楚的生活时刻。在一种正常人休息的正常时刻,却从“画堂”里传来了离情别恨的音乐声,可以窥见歌女们怀念家人的伤心碎腑之苦痛。第三、四句进一层写美人“愁闷”。不仅仅在于娱乐皇公贵族,而且还在于歌女顾不上去脱“罗衣”,早已被皇帝皇后脱下了,自然人格上受到侮辱。“画堂”,腐朽淫威的殿堂,哪能容得下纤弱“美人”。苏轼愤然而诉:“画堂”里充满了音乐传递的“离恨”和“愁闷”。
下片,特写歌女们的泪斑与残粉。第一、二句“清泪斑斑,挥断柔肠寸”,写斑斑血泪变“清泪”,泪向肚里流,这种“离恨”的表现。挥泪痛断柔肠,痛向心里藏,这种“愁闷”的心情。最后三句更进一层,突出两个典型细节:一是不愿旁人细问,二是背着灯暗暗地揩拭泪水,直至揩尽被皇公贵族们所侵染过的残妆和脂粉。从清泪、柔肠、嗔人、偷搵、拭残妆这些行为的表现,将被压迫、被侮辱的歌女形象活脱脱地推向世人面前,不得不为歌女感到同情和爱怜。
该词的艺术贡献,在于塑造了一位成功的“泪美人”形象,并为婉约词提供一种经过“雅化”的新风貌。苏轼写歌女不同于其他词家,重在写“神”和内心的“凉”,具有超脱尘俗、高洁晶莹的美感,是寻常的“宫体词”不能比的。
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