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阕词写的是梦醒之后的感觉和追忆，和另一首《更漏子·柳丝长》的手法近似又不似。近似的是都是在最后一句点明是梦。那里“梦长”是明说，而这里“觉来”则是暗示。但都是从梦中醒来的这一点则是无疑的。所不同的是：《更漏子·柳丝长》没有写梦境，只写梦醒后的苦苦难眠；而这一首却是专写梦境，而把醒时的苦况则轻轻一笔带过，章法极具变化。
此词以女子的身分和口吻描写其心理和感情，十分细致地表现了女子对男方的一往情深，以及对爱情的始终不渝。
词的上片描写女子与男方的花里相见。开头三句，描写女子整妆而往，在花丛之中与自己的情人相见。“暂时”两字，透露出此种相见乃私相约会，故只能一时而不能长久。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雀钗，红粉面”，应当是指梦中于“花里暂时相见”的人，不像是说自己。因为人不好自己夸自己是“红粉面”的。所以诗人紧接着用醒时的口吻说：“花里暂时相见”。“暂时”是过后的衡量，是追叙的回忆，也是对于梦的一番惆怅。他们在花里暂时的、也就是匆匆的又见了一面了。这是自我安慰，因为聊胜于无；但也充满了惆怅，因为毕竟是梦。相见在梦中，而又匆匆地醒了，所以诗人要突出地点明“暂时”二字，以示惆怅。正因为写的是暂时在花中相见的一段情景，所以“金雀钗”、“红粉面”当是相见时见到的那人的模样。这种重复梦中的情景，正是在回味，在念念不忘。
上三句写梦中之景，下三句写梦中之情。“知我意，感君怜。”这里分明有一椿冤事在。怜，是包括爱与哀的意思。唯其爱，是以哀。这两者有连带关系。正因为人好而被冤，这才所以爱而哀。唯其知道爱而哀，所以词人才要说：“知我意。”是表示对对方“知我”“怜我”的感激，这是写情之深。“此情须问天”是对天盟誓，指天以明心的意思，这是写情之坚。由此可见，女子在会见时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强烈。
词的下片，描写女子对男方的执着的爱情。从时间上看，写的是“暂时相见”之后；从内容上看，则是对女子内心感情的进一步描写。“暂时相见”之后，女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才花里相会时的情景，以及会见时燃烧在女子心中的爱情的火焰，不但没有消失、减弱，反而更加鲜明、强烈了。于是，女子将这内心的感情，化成了默默的誓言。“香作穗，蜡成泪”，是女子回房时看到的情景。香尽蜡灭，说明时已深夜。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见景生情，托物寄情手法的运用。在女子看来，这香作之穗，蜡成之泪，“还似两人心意”，是“两人心意”相合的心心相印的象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李商隐的传世名句。它以谐音双关和形象的比喻，述说了对所爱者至死不渝的情思和无穷无尽的恨别，表明了自己的一往情深，爱之极至：若要不相思流泪，除非像蚕蜡一样，身死灰尽。词人此处的描写，或许是对李诗的化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得是“两人”面不是一人，是兼及男女双方的，其特点是，男方的心意不是由男一方自己说出，而是由女子代为说出的。这样写，当然是以女子亲身体验到男方的怜爱为基础的，但却更是以女子本身的感情为基础的。代男方言其心意，更可以见其自己的心意。
女子虽然知己之心，也知君之意，但毕竟只能“暂时相见”的现实，给她的心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暂时”之外的时间是多数的，大量的，而在这些时间里是不能相见的，这不能不使女子感到阵阵愁思袭来。故结末三句，词人以枕腻衾寒，更残漏尽，夜不能寐，来写女子在“暂时相见”之后的孤独和寂寞，这是非常符合女子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的。也许，深夜难眠，孤寂难挨的女子，还在回忆着刚才“暂时相见”的情景；或者，正在想着下一次的“暂时相见”从这个角度说，此一结尾又是含蓄有味，余韵不尽的。
这阕词很为前人所称赞。它妙就妙在首先给人一个极美的意境，然后一下让人落于冷寂的现实，造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而在这巨大的落差之间，如瀑布一样的不是空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充满感情的芬芳，溅射出忠贞的奇姿异彩。是以给人以感情上的纯洁化，这在技术上较之从头说起，有着极大的震宕。其实，如果按词的内容来排列，恰好应当调过头来，把末句放在开头。更残、梦醒，一个人睡在冰冷的被子里，想到刚才居然还梦见了情人。她还是那样的漂亮，从服饰到颜色，然后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从而想到彼此之间的深情厚意。词人为了在写法上突破一般化，是很懂得蒙太奇的手法的，一下把主人公最美的情景推到读者的眼前，然后再夹以回叙。通过现实情与物的化入，最后才使人知道：啊，原来竟是一个梦！不由人不升起一缕惋惜之情而对于现实的理解。
由于温庭筠的词几乎是完全诉之于视觉，温庭筠只是加以组合，通过这画面的组合变化，使读者去理解诗人的创伤及思想。因此，这倒很合乎当代的电影语言。
首二句点明行游及游池的时间和地点，写乘车夜游西园的愉悦心情。一个“夜”字，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逍遥步西园”，又表现了诗人当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因为作此逍遥之游，所以下文所描绘的景物才是那样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西园”，是芙蓉池的所在，诗人们经常聚会之处，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即写他们在这里夜以继日的欢游情景。
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写行游所见，扣紧“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优美动人的夜景。“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总写这里的形势和环境的优雅。接着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茂密葱茏的树木环渠而生，相互掩映衬托，下者枝叶横生，遮途塞路，上者遮天蔽日，直达云表。其后又以“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来继续写行游所见和其时愉悦的感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似乎都在为诗人的到来而争献殷勤，惊风吹拂，似乎在为诗人扶辇，飞鸟翔跃，又似乎在为诗人引路。优闲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因为是夜游，所以这里没有具体细致地描绘芙蓉池的优美景物，而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种优美的意境，显示了芙蓉池无限勃发的生机。后四句则转而写夜空之美，万紫千红的晚霞之中，镶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天晶莹的繁星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闪烁发光，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在这优雅如画般的景色之中，诗人简直已置于仙境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不自觉地发出了“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的感慨。此数句运用鲜明的色彩，把芙蓉池的夜景描绘的光怪陆离，五采缤纷，显示了他创作上华丽壮大的一大特色。这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则正相一致。刘桢《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所写景物与此诗相近，但在辞采的运用上要较此逊色得多。
末四句，笔锋一转，写行游的感受。“松”，赤松子，传说中炎帝神农时雨师，后与炎帝少女同成仙。“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传说他好吹笙作凤凰鸣，后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成仙。曹丕向来不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的《折杨柳行》中就有“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的句子，在《典论·论方术》中更通过具体事实，指出神仙方士之不可信。所以在他这里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是一种平实而又乐观的态度。这一联想又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
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它的一系列特点，如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辞藻的华丽，景象的壮观，都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重要变化。因而在诗史上，它有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诗中用了主要篇幅描绘园林景物，对后来园林诗和山水诗也有影响。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