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芜极目青青。谩怅望、谁招断魂。柳外愁闻，莺雏唤友，鸠妇呼晴。
平芜极目青青。谩怅望、谁招断魂。柳外愁闻，莺雏唤友，鸠妇呼晴。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
有人认为该词作于1194年（绍熙五年），全词从梅花未开写到将落，使用了烘托手法，总体层次分明。
“霜寒透幕”借用了晚唐诗人韩偓“云护雁霜笼澹月，雨连莺晓落残梅”之意----北雁带来的霜气来，即使装有重重帘幕，也抵不住寒威的侵袭，何况兀立在荒山穷谷中的梅树，从而传达出冻梅所处的环境。
接着写“梅方含蕊”时的气候，霜寒来袭，还没到坚冰难忍的时期，天上的白云似乎对冷冷清清的明月，具有同情心而予以遮护，教她保持纯洁的心灵，前途是大有可为的。“溪奁照梳掠”转进一层：不妨趁着这霜气还不十分严重，对着镜面般的清泉从容梳掠，作好“一笑嫣然”的准备。
“含香”二句从“梳掠”时的心境，转到“艳妆”的浓抹，照应上一句“玉肌瘦弱”，暗示内心的凄苦，且力自护持，表现出“与物为春”的冰玉精神，“龙绡衬着”有《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的芳洁之意。静候“东风”的到来，便尔“一笑嫣然”，“转盼”间顿使“万花羞落”。
下片以“寂寞”两字点睛，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突骑渡江”所为何事。梦里家山，何曾回去，即使把我移种园林楼阁间，亦只有顾影自怜、忍寒增恨而已。
“雪后”二句是借用北宋高士林逋“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的诗意，暗示“富贵非吾愿”、“栖隐亦非所期”的微旨。紧接着“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显示隐约难达的衷情，正和《摸鱼儿》“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消息相通，表现出自己是不甘寂寞的。
“粉蝶”三句宕开，从“鳞鸿”六字的反面转进一层，致慨于狂蜂浪蝶，一味追逐目前的荣华，把大好收复中原的机会全都失掉了。“南枝向暖北枝寒”是句有名的咏梅诗句，这里借来暗示当时北方的起义军，倾心南向，时机一失，大事就不复可为的情境。
结以“冷淡黄昏，数声画角”，惋惜贞姿方茂，便尔凋零，画角吹奏着《梅花落》的凄音，传达出一种悲苦的心境。“冷淡黄昏”四字，是从林逋的名句“暗香浮动月黄昏”七字中截取而来，与发端的“护月云轻”遥相激射。画角声中，再一凝想南来征雁，此情此景正自难堪。
诗人于三春时节，闻西园艳阳之歌，深感春光烂漫，当尽情享受，奈己则困居长安，目睹车尘扰扰，深有负于夙昔隐遁山林之志。虽自欲放宽心怀，不计名利得失，然犹未能；而经世之志愿固不知究竟能否实现。三四句一纵一收，一宕一抑，极有笔意、情致。五六句写春夜闻猛雨，判定花已凋尽，春寒夜长，恋重衾而梦多，系写困居长安之苦闷无聊意绪。尾联“钓渚”应首联“薜萝”，暗用东汉初期隐士严子陵隐居垂钓于浙江省富春山七里濑事。钓渚春好，风起微波，固不如归隐鄠郊旧墅（温庭筠故宅）也。语淡荡而有致。此诗纯用白描，转折如意，风格类似义山之《即日》（一岁林花即日休），见温诗不仅有秾艳一格。
有人认为“西园一曲艳阳歌”于此诗中未必是歌颂阳春时节之美好。“艳阳”一词诚有歌颂明媚春天之意，然而细味此处之“艳阳”，似给人一种燥热烦愁之感。于高照的艳阳之下，一般人大概都是一副眯眼皱眉的表情，其实也是一种苦态。而与下句“扰扰车尘”连看，则正符合温庭筠此时烦躁又无奈的情绪。再观末句，俨然一幅云淡水清、宁静致远的画卷，大概这才是温庭筠所向往的隐逸之境，而西园艳阳春景恐未必是。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