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吴门故人”,是指作者的挚友顾苓。他在明亡之后隐居不仕,吟赏残水,棋曲自娱,颇得人生乐趣。相反,作者汪碗却羁身宦途,不能尽游赏之乐。
这首诗首联先引用故人,表现对顾苓所选择的隐居生涯的钦羡之情。颔联写顾苓隐居地的名胜,再进一步抒发自己对顾苓的羡慕与向往。颈链则紧承上联,从季节景物入手,又写顾苓隐居生活所具有的盎然生机。尾联最后表达出作者对仕途生活厌倦悔恨情感的直接表白。
诗的开头两句“遥羡风流顾恺之,爱翻新曲复残棋”表明了对顾苓所选择的隐居生涯的钦羡之情。将顾苓直接比作才华绝世的顾恺之,更为充沛地肯定了顾苓的人品才学;以谱制新曲、复录棋局概括顾苓的生活乐趣,更能衬托出自己宦途的忙碌无聊。
“家临绿水长洲苑,人在青残短薄祠”,这两句写顾苓隐居地的名胜,进一步抒发自己对顾苓的羡慕与向往。长洲苑与瓶簿祠都是苏州的游览胜地,“绿水”、青残”描绘出了环境的优美动人,“家临”,“人在”则刻画出了顾苓徜徉于名胜古迹、绿水青残之中的自得。仿佛人与爱物完全融化在了一起,彼此毫无阻隔,这正是作者所向往、所追求的人生乐趣。
“芳草渐逢归燕后,落花已过浴蚕时”,这两句紧承上联,从季节景物入手,写顾苓隐居生活所具有的盎然生机。作者选择春天的景象,芳草、归燕、落花、浴蚕,使生活充满诗意,充满春的气息。这与作者所处的官场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两句“一春不得陪游赏,苦恨蹉跎满鬓丝”,是作者对仕途生活厌倦悔恨情感的直接表白。“苦恨”两字有力,“蹉跎”一词真实感人。作者内心的苦恼烦闷、仿徨、矛盾,通过这四个字贴切准确地揭示了出来。明知这是生命的浪费,却不得不继续敷衍周旋;明知这与自己的志趣相违背,却不能与之彻底决裂,其中的苦涩滋味只有当事者才能品味得出。所以作者写来也就分外的真切感人。
诗中运用了设问和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写下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而作者不得不周旋其中,从而表现了弘济上人的高洁。
《秋夜寄僧》没有运用精工华美的辞藻,而这也是欧阳詹一贯的诗词风格,欧阳詹的诗虽谈不上新奇,却很讲究炼饰。他继承了同时期诗人陈去疾清新洗炼的语言风格, 在用词炼意和声调格律上都十分讲究, 尽量避免押险韵,最忌用生僻词语,这就使他的诗不仅浅显平易,通俗易懂, 而且韵律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文字质朴,却富有味。
开头前两句先言明自己的处境,想脱离官场,但又不忍,最终不得不周旋其中。二句虽是问话,实则自己心中早有答案,从而引导出对僧人的赞扬。意为“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还不得不周旋于其中,只有您却还与德为邻,佩有美好德行。”十几年求宦的道路上,欧阳詹艰难地抗争,苦苦地挣扎。痛苦的现实,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成了欧阳詹赋作最核心的表现内容。
在后两句中诗人运用了自己所擅长的取材、 布景和造境的写作方式,“为什么呢?看那月光多么明朗,虽然照着千座峰峦,实是受感动而且只照您一人。”在诗中,他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说教,而是把情与理置于形象的描写之中 , 在鲜明完整的意象中以借物言志即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刻画传神,细致入微。抒写了他对弘济上人的怀念情绪的同时,把老僧的品德、感天动地月为之明的情形写了出来,可见诗人内心潜在的不须言明的感情。
全诗可分为四段,前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六句。从开头到“名垂万古知何用”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诸公”的显达地位和奢靡生活来和郑虔的位卑穷窘对比。“衮衮”,相继不绝之意。“台省”,指中枢显要之职。“诸公”未必都是英才,却一个个相继飞黄腾达,而广文先生,“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那些侯门显贵之家,精粮美肉已觉厌腻了,而广文先生连饭也吃不饱。这四句,一正一衬,排比式的对比鲜明而强烈,突出了“官独冷”和“饭不足”。后四句诗人以无限惋惜的心情为广文先生鸣不平。论道德,广文先生远出羲皇。论才学,广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举世推尊,仕途却总是坎坷;辞采虽能流芳百世,也解决不了生前的饥寒。
第二段从“广文先生”转到“杜陵野客”,写诗人和郑广文的忘年之交,二人像涸泉里的鱼,相濡以沫,交往频繁。“时赴郑老同襟期”和“得钱即相觅”,仇兆鳌注说,前句是杜甫去,后句是郑虔来。他们推心置腹、共叙怀抱,开怀畅饮,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这首诗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是神来之笔。后二句似宽慰,实愤激。司马相如是一代逸才,却曾亲自卖酒、洗涤食器;才气横溢的扬雄就更倒霉了,因刘棻获罪而被株连,逼得跳楼自杀。诗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来安慰朋友,然而读者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饥寒和首句“诸公衮衮登台省”连起来看,就可以感到诗笔的针砭力量。
末段六句,愤激中含有无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怀才不遇,那么儒术拿来也没有用了,孔丘和盗跖也可以等量齐观了。诗人像这样说,既是在评儒术,暗讽时政,又好像是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笔而两面俱到。末联以“痛饮”作结,孔丘非师,聊依杜康,以旷达为愤激。
诸家评论这首诗,或者说悲壮,或者说豪宕,其实悲慨与豪放是兼而有之的,而以悲慨为主。普通的诗,要么是豪放易尽(一滚而下,没有含蓄),要么是悲慨不广(流于偏激)。杜甫的诗豪放而不失蕴藉,悲慨而无伤雅正,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
首段以对比起句,不但挠直为曲,而且造成排句气势,运笔如风。后四句两句一转,愈转感情愈烈,“浩歌弥激烈”。第二段接以缓调。前四句为七言诗句,后四句突然转为五言诗句,免去了板滞之感。而且短句促调,渐变轩昂,把诗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写痛饮情的场景,韵脚换为促、沉的入声字,所谓“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而诗中杂有豪放的语句,所以没有衰飒气味。诗评家对这首诗推崇备至,说“清夜以下,神来气来,千古独绝。”“清夜四句,惊天动地。”(见《唐宋诗举要》引)但他们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识字”一联的警策、广大。这一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读者不觉。这一联与首段联系起来,便显得“衮衮诸公”可耻。实际上就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说这首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诗人将激烈的郁结情绪用蕴藉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末段又换平声韵,除“不须”一句外,句句用韵,慷慨高歌,显示出放逸傲岸的风度,使读者读起来,能沉浸其中而精神振荡。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这首诗写诗人继续歌咏洞庭湖,写诗友们饶有兴趣地在秋风落叶中怀古论今。前两句“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俊逸清畅的情调中又充满忧伤和苍凉。
后两句“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说他们游兴正浓,虽然都觉得抑郁,但生活还是要继续。诗中表明,感受秋风之凉爽和秋叶之静美,忘却无尽烦恼和满怀忧愁,在湖光山色之间与旧友畅游,这才是珍惜现在、享受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
诗人歌咏洞庭湖,即景抒情,吊古伤怀,寄托深而寓意长。全诗形象明朗,色彩鲜亮,章韵高亢,声调昂扬,和谐完美地表现了苍凉的情绪,可谓声情并茂。前人谓贾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照、庾信,调亦清畅,且多素辞,盖厌于漂流沦落者也”,这一评论相当中肯。这组诗的艺术特色正是充满俊逸之气和清畅之调。